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从周威烈王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据说这书被毛泽东读了17遍。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有多么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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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这么长的一部书,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全文的话,可以看看这12句浓缩了整部巨著的精华,值得一读。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从周威烈王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据说这书被毛泽东读了17遍。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有多么崇高。这么长的一部书,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全文的话,可以看看这12句浓缩了整部巨著的精华。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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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有蜜腹有剑。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译】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

【感悟】这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1.口有蜜腹有剑。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译】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感悟】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3.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

【译】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4.忍小忿而存大信。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译】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

李世民的改革措施成就了贞观之治,资治通鉴。【感悟】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 、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

【感悟】这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5.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大丈夫答应别人一句话,即使许以千金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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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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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雄无用武之地。

【译】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

【感悟】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7.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

【感悟】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王符(汉)《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简洁精警,发人深省。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

——《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

8.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译】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感悟】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

【译】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9.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译】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

【感悟】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这两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

【感悟】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10.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译】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

【感悟】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

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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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3.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12.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译】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

【感悟】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难。人们经历中的种种判断形成自己固有的经验,从这个“己见”中审视我们周边的事物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和判断是正确的,有些错误,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己见”,多听别人意见,如果认为某个人的意见不靠谱,那就多听听几个人的意见,当了解到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相左了,那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资治通鉴》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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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

4.忍小忿而存大信。

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资治通鉴·唐纪八》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译】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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