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

原标题:《新文学史料》访谈 | 商金林&李斌:“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

《我认识的朱光潜》一书是吴泰昌继巴金、钱钟书等文坛大家回忆录后的又一部力作。书中不仅追忆了与朱光潜几十年的交往,还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人的深笃友谊。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俯仰两无愧——叶圣陶文献展(第一期)”正在苏州美术馆举行(展期至9月16日)。

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关注我,过一种与文学相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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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以《叶圣陶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澎湃新闻•艺术评论》根据讲座实录整理并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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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教授

晚年朱光潜的一家

商金林图片来源: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

编者按:《我认识的朱光潜》一书是吴泰昌继巴金、钱钟书等文坛大家回忆录后的又一部力作。书中不仅追忆了与朱光潜几十年的交往,还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人的深笃友谊。

叶圣陶出生于平民家庭,只有中学学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谦虚好学,注重实践,专求生活的充实,脚踏实地﹑点点滴滴地积累信心、经验和成就,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少有的从初等小学和幼儿园教起一直教到顶级学府的教育家,从初等小学教材编起一直编到大学教材的大学者;是从中学年级小报编起最终成为大出版家。

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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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新中国成立前,叶圣陶是语文教育的大师,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台柱、开明书店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教育和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以及教科书尤其是大学以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人。“文革”后叶圣陶担任中央文史馆长、中国民进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而最为人称道的,是叶圣陶先生身上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

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壹

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朱光潜和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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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朱光潜未了心愿之一:没机会看望沈从文

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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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未了的一个心愿,是没有机会再进城去看望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他带着这个遗憾走了。而从文先生却不无遗憾地在朱先生还活着的最后时刻去看望了他,那已是朱先生在不省人事的弥留之际。

朱光潜与沈从文的深笃友谊,新文学史料。1. 像一个“苦工”那样“苦”做出来叶圣陶的一生,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完全可以像他那样认认真真地去“做”,沿着他开创的“成才之路”接着往前走。

李 斌:

1986年3月6日晚,沈从文先生夫人兆和给我电话,说从文和她去见了朱先生最后一面,我说我也去医院了。她问起朱老太,我说今天上午我去了北大。我将正在写的日记中的一些情况告诉她:朱先生的遗体现在存放在医院太平间。朱师母躺在床上,精神极差,见了我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早就给你打电话未通,本想叫我代通知朱先生一些朋友。她说这一年都是她在跑校医院要药,我也是老人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名人巨子灿若星河。但真正让我们可以“照着学”和“照着做”的并不多。我们向他们学习更多的是学识﹑思想﹑精神层面的学习,却不可以“照着做”,也不可能“照着做”。

您选择叶圣陶为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出于什么样的机缘?

朱师母说,朱先生有两个心事未了,一是看你们和叶老,二是未见到《新科学》出版。我在日记中还记道:朱师母说,这一年来朱先生治疗、休养得不错,大夫也这么说,发病前还在燕南园里散步,还在练字,还在干事,大夫最后说朱先生得的不是脑血栓,是脑萎缩,脑子太累了。他偶尔也想抽点烟喝点酒,自以为还能再活几年。朱师母极其悲痛地说,朱先生死在不断地干事上。

叶圣陶先生不一样:出身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职业是账房,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理田租,月薪仅十二元。母亲朱氏料理家务。叶圣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介绍说:

商金林:

兆和又问我,朱先生留下了什么话?后事怎样安排的?我告诉她听家里人说,朱先生生前说过,他死后不开追悼会,遗体献给医院。兆和说他们过些时会去看朱老太。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位续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岁了。我生后第三年又生了妹妹,再过四年生了第二个妹妹。大妹妹十三岁时病故。

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实,写作年头长,对各种文学形式都做过尝试,作品非常丰富;圣陶先生生活脉络清楚,除了教书就是当编辑,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没有介入派系之争,联系面很广,受到同辈及文学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这就是我把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动机。我是把圣陶先生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标本”,一个“契入点”来看待的,由对圣陶先生的阅读和研究逐步铺展开来。

那时,叶圣陶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1911年11月27日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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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

李 斌:

“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称得上是比较贪寒,没有靠山。他只念过一年小学和五年中学。1912年在草桥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初等小学的教员(小学二年级的级任老师),1914年7月,被旧势力排挤出校。同年9月初,到苏州农业学校任书记,刻写和印刷讲义,每天必须缮写蜡纸八千字,还有油印出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校方的苛求,只好离职,于是靠写文言小说换取稿费贴补家用。1915年4月,由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担任小学高年级教员,还当过一学期的幼儿园老师。

从最初的考订叶圣陶笔名和佚文入手编撰《叶圣陶年谱》,到不久前出版的《叶圣陶年谱长编》和《叶圣陶全传》,您从事叶圣陶研究近40年,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权威,为现代文学作家研究树立了典范。我觉得叶圣陶算不上第一流的现代作家,您为什么会如此费工夫去研究他?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叶圣陶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誓言要做如“初春”﹑如“朝日”那样“新鲜活泼”﹑“喷薄欲出”的“新青年”。于是提倡教育改革,但未能如愿。

商金林:

1917年春来到苏州甪直任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第五高等小学校长吴宾若是叶圣陶的中学同学,同事中还有老同学王伯祥。他们志同道合,在时代的召唤下进行教育改革,自己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创办“生生农场”,举办园艺、劳作、文娱、远足等各种课外活动,全面培养孩子们的品德、智力和才干。1919年7月,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应邀到五高女子部任教,叶圣陶就把家搬到甪直,过上了乡村生活。

圣陶先生只读过一年小学,五年中学,可杭州第一师范1921年聘请他当教员,北大中文系在1922年聘请他当讲师。只因当年北大欠薪,圣陶先生家底薄,经不起久拖,就找理由请假,辞别了北大。他离开北大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一直写信催他回来,这在顾颉刚日记中有许多记载,可见马裕藻和沈兼士是很看重圣陶先生的,他是个人才。圣陶先生1923年春进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商务聘他可不是让他像沈雁冰和郑振铎那样去弄“新文学”,而是编“国学丛书”,编国文课本,弄的全都是“老古董”。直到1927“四一二”后才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圣陶先生为人谦恭,不露锋芒,可他的学术根基是很扎实的,他自学成才,思想境界、做人做文,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研究的太多了。不仅是古文功底深厚,英文也很好,一辈子都在学习,晚年还在看英文版《进化论》。

甪直期间,叶圣陶在教育改革和新文学创作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业绩。1921年夏,叶圣陶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由小学教员晋升为中学教员。应邀前来执教的还有朱自清、刘延陵、吴有训、周予同等所谓“八名新教员”,大家都有改革教育的热望。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也支持他们改革,但遭到旧派势力的抵制,叶圣陶和朱自清等受到攻击,愤然辞职。朱自清回到他原来执教过的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执教,一师也委托朱自清把叶圣陶请到一师讲国文。

建国初期,叶圣陶在出版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选编大学国文及中小学教材,就语文编辑室而言,正经的编辑大概也就十几个人吧,能从容应对“全国”这个大局面,多不容易!至于水准、质量以及思想性、时代性什么的,教科书摆在那儿,可以作比较和探讨。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作家分成一流、二流、三流,你喜欢谁,觉得谁最适合你研究,或某个作家某个方面值得研究,你就去研究好了。要注重对“大家”的研究,也要顾及不那么有名但确有特色和贡献的作家的研究,这样才能构成“史”的研究,都像高考挤独木桥式的都来研究“大家”并不好,关键要看你的研究对学科建设或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否能有所推进。

1922年2月,叶圣陶应邀担任北京大学预科作文课讲师。因为北大欠薪,叶圣陶教了不到二个月回苏州了。这之后,叶圣陶应邀到上海神州女学﹑复旦大学执教。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完成了由职业教师到职业编辑身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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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初等小学﹑幼儿园教师,成了大学教师,叶圣陶用了十年。于此同时,叶圣陶还由一个文学青年跻身于新文学先驱者的行列,由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了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创办的“新潮社”。1921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了我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1年3月,到上海和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商讨创刊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小说月报》革新等重大议题,与沈雁冰、郑振铎一起成了文学研究会最坚强的核心。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童话集《稻草人》,以及与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新诗合集《雪朝》,都是新文学初期很重要的成果﹔叶圣陶1921年3月至6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理论著作。

李 斌:

叶圣陶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名家提携,没有高深的学历,也不是一举成名,像丁玲﹑张爱玲那样靠“处女作”﹑“成名作”一鸣惊人,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他的成功凭的是自己的努力,好学不倦,像一个“苦工”那样“苦”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学习的典范。

您可能是您那一代人中跟现代文学著名作家接触较多的研究者了,跟叶圣陶、朱光潜等现代作家及其后人的交往,对您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敬畏和感恩之心

商金林:

叶圣陶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我确定把圣陶先生作为研究对象后,就认真阅读旧报刊,凡是圣陶先生主编过或发表过圣陶先生作品的报刊都认真阅读,像《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中学生》杂志,前前后后翻阅过十多遍。我把找到的佚文送给圣陶先生和他的长子至善先生看,他们看了也会提供新的线索,拓展我阅读的领域。

诚实地面对自己,对工作始终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社会大众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这些谦虚而真诚的情感贯穿了叶圣陶长长的一生。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关注得最多的往往不是现存的书刊,而是健在的名家,“访问”成了风气,请名家“题签”和写“序”成了风气。我这人不太愿意麻烦别人,从不会提要求,从不主动地向圣陶先生“要材料”,而更多的是给他“提供材料”,帮助他老人家查找书刊。圣陶先生和至善先生觉得我和别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我反倒格外关爱,让我最感动的是圣陶先生把他的日记借给我看。他的日记共有五十来本,我每次拿二到三本,看完了再去调换,从中得到很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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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陶先生与朱光潜先生是老朋友。他说朱先生没有助手,两个孩子都不是学文的,聊天缺少共同的语言,一定很寂寞,要我去他家之前去看看朱先生,把朱先生的近况告诉他。至善先生结婚时,朱先生是“证婚人”,与朱先生也很熟,“文革”后期还来北大看望过朱先生。他说朱师母是“大小姐”出身,不会打理家务,朱先生家的饭“没法吃”,也嘱托我有空去看看朱先生。这话不假,朱先生家的生活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家的饭菜大多“粗制粗造”,不怎么讲究,唯一不同的是朱先生爱喝酒,午餐和晚餐时会喝两杯。圣陶先生是“美食家”,他家的菜要比一般的馆子做得好,至善先生戏称为“叶家菜”,可他家除了“饭菜”讲究一些外,其他的都很随便。我第一次去叶家是1976年,圣陶先生是1988年逝世的,从1976到1988年,圣陶先生家里似乎只换过一台电视机。至善先生是2006年去世的,从1988到2006年,至善先生家从未置换过任何家具和电器,他们的生活都比较简单朴素。

叶圣陶对联

朱先生住在燕南园,中文系就在五院,靠得很近。“文革”结束后,朱先生出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两本新书。1980年秋天,朱先生着手翻译维柯的《新科学》。维柯(1668—1744)是意大利哲学家,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是美学的真正奠基人。《新科学》讨论的是人类怎样从野蛮的动物逐渐演变成文明社会的人,涉及神话和宗教、家庭和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美学与语言学的一致性,以及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等重要问题,对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美学界有着重大的影响。朱先生认为《新科学》新就新在它是一门“人学”,这部书讲的是“人这一物种的原始”或“人类社会原始”,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种原始》。原文是意大利文,朱先生从英文转译,为了译得准确,他不断地翻查意大利文的词典。朱先生精通英、德、法、俄四种语言,也懂一点意大利文,为了吃透原义,翻译《新科学》期间又临时抱佛脚学习意大利文,弄得非常吃力,他说翻译这部书简直就像脱了一层皮似的,辛苦极了。初稿译出后,朱先生托我给他物色人抄稿子。那时,朱先生的手已发颤,写的字已经很难辨认了。他看了试抄的稿子,觉得还算满意。从此,我取稿送稿,帮助校对,每周都要到朱先生家走一趟。朱先生对译稿字斟句酌,抄了又改,改了再抄,有的章节先后誊抄了三四遍。他那精益求精的精神真难以描述。最紧张的时间大概是1982年冬至1983年夏,朱先生嫌抄写的进度慢,常常托熟人给我捎话,让朱师母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找不着,就给我写信。我手头留有朱先生写给我的三封信,是1982年11月23日、12月14日、12月31日写的,都是要我到他家里取译稿。朱师母给我的信有二十多封,写的也都是要我到他家里取译稿。朱先生习惯把译稿摊在书桌和书桌旁边的床上,午饭后休息时,从不肯把床上的译稿收拾起来,宁愿侧着身子蜷在紧靠墙的一小块地方,他担心收拾起来再摊开会把译稿搞乱。尽管这样当心,但把译稿的页码弄颠倒了还是常有的事,毕竟年事已高,这使得他坐立不安,有时在深夜还让女儿朱世嘉和女婿姚秀琛一起找我核查抄写的译稿。

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起点是实力和实学。叶圣陶不止一次地说过:当教师的倒出一杯水,得要准备一桶水; “编辑”,“至少也应是先驱者”。“编辑”面对的不仅仅是“幼稚”的“未成熟”学童,也面向“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的专家学者,面向“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国民,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时代是刻刻趋新的,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编纂出精美的书刊,奉献纯正的“精神食粮”,成为“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现实生活中有些编辑把出版工作说成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叶圣陶不这么看。他说当编辑是最愉悦的事,“新篇细校得先娱”,编辑从事的是“人类文明催生婆和接生婆”的工作。作家和学者们“十月怀胎”,编辑就是要“催生”和“接生”,把作家和学者们孕育的“作品”接受下来,精心包装,满心欢喜地送到读者手中,催促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不断发展,这工作是很神圣的。

学界也都知道,因为政治的原因,朱先生的处境一直不好,“文革”中的遭遇很惨,好容易熬过来了,到了1983年春天,“上面”又有人点名批评他,说他宣扬“人道主义”和 “人性论”,言辞颇为激烈。朱先生拼着老命翻译《新科学》,竟又挨批挨整,朱师母为他感到委屈,很伤心。朱先生则淡然一笑说:孔老夫子那么伟大,也曾有过“如丧家之犬”的时候,何况我呢?又说鲁迅乐于作“人梯”,我甘愿做“靶子”,只要他们真的能练好枪法,击中靶心就好,再说:“我已是夕阳西下的人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朱先生在用“深衷浅语”劝慰老伴的同时,以慧者的清明,志者的勇毅,学者的笃实,夜以继日地斟酌译稿,说是要为那些“批异化”而不懂“异化”的人多预备一本参考书。维科的《新科学》将近54万字,现编入《朱光潜全集》第十八、十九两卷。书稿译完后,朱先生的体重只有37公斤。他真的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是活活累死的。

为了当好“教师”和“编辑”,叶圣陶博览群书,夯实学术根基。早在1914年9月,就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好友顾颉刚帮他拟定《为学程序》。1914年9月29日日记:

朱先生对年轻人特别热情,特别真诚,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青年导师”的美誉,晚年也是这样。朱先生出了书都送我一本,开始写的是“金林同志”,后来写“金林学友”,再后来就写“金林老学友”,这让我吓了一跳,让我再也不敢要他的书了,往后每当他再要送书给我时,我都说这书已经买过了,请他不用再送了。像朱先生这么谦抑,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从圣陶先生和朱先生身上,我懂得了要简朴,要学习,要关爱和尊重他人。

接颉刚一书,为学程序业为定就,条分缕析,备举无遗。苟能铭其言于肺腑,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兹录其自定为学方针,并以诏我者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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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部不能偏废。

李 斌:

二、经应尽治,正史治至《三国志》。

除叶圣陶、朱光潜之外,您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夏丏尊、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鲁迅等人,您为什么选择这些研究对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您研究他们的意义何在?

三、小学之音韵形体训诂,分年肄之。

商金林:

四、集部不但重记忆涉览,故前后应不异书。

夏丏尊先生、朱自清先生、沈从文先生都和圣陶先生有相似的地方。夏丏尊先生是圣陶先生的亲家,两人亲密无间,一起编《中学生》杂志,编教科书,编青少年读物,同为开明书店的灵魂。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经圣陶先生发表和出版的可真不少,彼此走过的道路也有点相近,都没有学历,都是自学成才。朱自清先生是北大高材生,但长期担任中学教员,与圣陶先生是多年的同事,又一起编撰过教科书,彼此间有共同的教育理念和学术追求。研究圣陶先生会很自然地联系到他们。

五、文至南北朝而止,诗至唐代而止。

我在这里要侧重说一说沈从文先生,他是个全才,他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太美了。他写流水,你静下心来似乎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他写炊烟,你细细揣摩似乎能看到袅袅飘浮的烟雾。传闻中刘文典贬低沈从文只值“四毛钱”的话,我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刘文典再狂妄、再傲慢,也不至于这么眼拙。

六、目录学为研究学术系统之关键,必与平议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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