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

原标题:【纪念郭沫若先生逝世40周年】李斌 | 用“伪史料”研究“晚年郭沫若”可以休矣!

问题: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

以往不被关注的名人信札、手迹如今已经进入藏家视野,并日渐成为拍场新宠。今秋拍场的“百年遗墨”专场中,匡时将推出“夏宗禹旧藏名人手迹”专题,集中亮相丰子恺、巴金、郭沫若、马一浮、叶圣陶、费新我、何其芳等多位20世纪文化巨擘与《君子书》编者夏宗禹的50余通信札、手稿,倍具文化价值与史料价值。吸引了众多藏友的关注。

编者按

回答:

夏宗禹是我国老一代新闻人、编辑、学者,与上述多位文化名人都有工作往来与私人交谊。在他去世后,其后人将相关来往信札等辑录为《随缘集》出版,此次拍卖的信札基本均出于此。

一直以来,学界对“晚年郭沫若”的研究不仅成果数量较少而且质量不高,更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研究很大程度还是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之上的。本文作者在对出现于《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郭沫若书信集》等刊物中的郭沫若书信进行了抄作与手迹比较等详细研究后,证明了这些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系陈明远等人伪造。这些伪造的信件对郭沫若的思想和心理进行了带有伪造者政治立场的恶意“改造”,颠覆了郭沫若的正面形象,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同时,作者态度鲜明地指出,之所以有人在明知史料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相信和宣传虚假的郭沫若形象,这与当时伤痕文学的流行有很大关系。这些伪造的信件既极大程度地迎合了陈明远、丁冬等人热衷于批判新中国的需要,又与当时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存在的伤痕记忆产生了共鸣。我们可以承认伤痕文学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站在伪造的材料上进行研究,即使用功再多,也无法改变其毫无意义的本质。只有在鉴别史料和获得更多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在自觉拆解“非郭沫若”认识装置后,在秉承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中,对“晚期郭沫若”的研究、乃至对“郭沫若”的整个研究才能获得更多有益进展。

毋庸置疑,郭沫若(1892年——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超级大师之一,如果从学术成果的全面性,文化修养的综合性来分析,说实话,郭沫若是民国时期大师中的大师,几乎很难找到跟他相提并论的大师。许多大师在单个领域的成就能超出郭沫若,但与之综合相比,显然比不过郭沫若,郭沫若的所有成就都是有学术成果来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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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感谢李斌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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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相关历史链接:

郭沫若是几百年来横空出世的全才,在文学、书法、考古、历史、教育、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文学上,他是新诗奠基人,一部诗集《女神》拉开了我国新诗发展的序幕。在书法上,他是“碑学”书法的杰出代表。在考古和历史上,《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史稿》到现在依然是难以超越的学术成果。在教育上,给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打好了基础,这些成就难道没有力度吗?

郭沫若写给夏宗禹(夏景凡)的书信

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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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所得将成立文化基金

“晚年郭沫若”研究

在文学领域,同时代纵然有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这几位大师能跟郭沫若相抗衡,甚至还要强于郭沫若,但除过文学,这几位在其它领域显然不能跟郭老比较。

夏宗禹又名夏景凡,曾任重庆《商务日报》记者、《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等。晚年以十年之力搜集名家遗墨,整理编撰成弘一大师、丰子恺、马一浮、叶圣陶《君子书》四种,也曾为巴金《随想录》设计督印线装本。

李斌

在书法领域,同时代的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林散之等人同样强于郭沫若,但其它知识领域未必是郭老的对手。

夏宗禹1995年去世后,其女夏小希将夏宗禹与友人来往书信300余封,及其编辑作品中所作前言、后记辑录成书,出版了《随缘集》。此次拍卖从中选取了50多封信札,包括丰子恺28通、巴金2通、郭沫若3通、郑振铎3通等。匡时副总谢晓冬介绍,除丰子恺外,其余作者的通信数量均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多个重要领导职务,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笔耕不辍,在历史、考古、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学界对于“晚年郭沫若”研究重视不够,成果较少,质量不高。这少量的成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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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信件之外,还有一套五册的夏宗禹主持印制的线装本《随想录》,此系夏宗禹为巴金90诞辰所作寿礼,亲自设计版式、选定用纸,并在富阳督印,扉页上有冰心题笺。而夏宗禹所藏的这套,有巴金的亲笔签名与手录后记。此外,拍品中还有马一浮手书的谢灵运诗四屏。

所谓伪史料,即并非真实存在、由后人伪造的材料。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伪史料,比如《列子》一书,本为魏晋时代所作,却被伪托为战国时代的列御寇所作。相对于列御寇研究来说,这就是伪史料。宗白华认为:“鉴别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不可将伪史料作真史料。”[1] 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在历史和考古领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恒等几位大师,不比郭沫若差,但从全面性来比较,还是难以比较。

名人信札近年来成为拍卖市场新宠。今年6月,杨绛成功叫停钱锺书信件拍卖,引起了名人信件拍卖的讨论。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介绍,拍卖未曾公开的信件,侵犯的是钱锺书的发表权及隐私权。而此次拍卖的信件因曾出版公开,因此不构成侵犯发表权与隐私权。谢晓冬介绍,此次拍品来源清晰,为夏家后人提供,而其拍卖目的,是希望以拍卖所得成立夏宗禹文化基金。

关于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包括“著作作伪”、“书信作伪”“书法作伪”三类[2]。郭平英等人对署名郭沫若、陈明远的《新潮》作伪、王戎笙对“书信书法作伪”[3]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 都有过详细考辨,但这些考辨尤其是王戎笙的著作并没有受到学界严肃对待。作为本文论述基础的“晚年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指经过王戎笙等人辨明的,陈明远伪造的50余封“郭沫若”书信。

因此,我敢肯定地说,若从综合性和全面性的角度来考量,郭沫若无疑是民国大师中的第一人。那些随意诋毁郭沫若的人,还是留点口德吧,不要把无知无畏当做个性。

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丰子恺28通信件无话不谈

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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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许多名人写给夏宗禹的仅是一两通与工作相关的信札,丰子恺的信札不管是数量还是内容均可谓重头。夏宗禹保留的28通丰子恺来信始于1944年,止于1965年,21年间计有万言之巨。抗战开始后丰子恺南下逃难,于1942年抵达重庆,与当时诸多文化名人一样,居于重庆沙坪坝。在夏宗禹还未到重庆《商务时报》工作时,丰子恺已与他有交往,在通信中关心他什么时候能来重庆,态度相当可亲。

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陈明远在1956年9月14日致信郭沫若,对郭沫若的一些文学作品提了批评意见,受到郭沫若重视。郭沫若回了一封较长的信件,此后建立通信关系。直到1963年,在长达近6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多次通信。

历史上能跟郭沫若大师相提并论有哪些人,2013秋拍名人手迹备受关注。如果在同时代非要找出一位在全面性跟郭老不相上下的人,个人认为,李叔同(1880年——1940年)是不错的人选。李叔同集文学、绘画、书法、音乐、佛学等领域的成就于一体,同样是一位超级全才。

力推白话文的丰子恺,倡议夏宗禹与他用白话文通信,因为“写信用文言,是为了对方生疏客气,不便‘你你我我’,必须用‘先生’‘足下’‘弟’‘仆’一套,现在我与你正很亲熟”。还称“我表面虽是老人,心还同青年一样,所以请你当我是青年朋友,率直地用白话通信”。

1963年,陈明远给记者周尊攘提供了他所抄录的20余封“郭沫若”信件,后者通过《郭沫若与青年陈明远》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公布18封。这些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6年,最晚为1963年。陈明远也曾将这些抄件提供给叶以群。叶以群家属见到周尊攘文章后,发现他们所存抄件中有9封为周文所未公布,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公布。叶以群家属公布的这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7年,最晚为1962年,这是第二批。后来,陈明远在《劫后诗存》中公布《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40封》,包括前两批公布的27封,另外多出13封,该书附有3封郭沫若书信手迹照片。本文称这次新公布的13封为第三批抄件。第三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3年,最晚为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时,陈明远在上述40封外另外提供给他29封抄件,这是第四批。这29封抄件所署日期多为1956年前和1963年后。黄淳浩整理为《郭老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发表在《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和1993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上,并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郭沫若书信集,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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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通信往往亲切轻松,无话不谈,即便逃难重庆,很多信还是写在其特制的缘缘堂画笺上。信中不仅可以看到丰子恺对沙坪坝这一“精神堡垒”的推崇,也有对恩师弘一法师的追慕,还有对儿女成长的关切,甚至各种生活琐事也要报备,比如丰子恺在重庆期间买到一个留声机相当高兴,写信“炫耀”;针对时人的“良友”文章,调侃烟、酒、茶、留声机才是自己的四“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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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横向比较,如果从数千年文化史的纵向来看,能比肩郭沫若的大师则不少,如,东汉张衡(78年——139年),唐代王维(701年——761年),宋代苏轼(1037年——1101年),明代徐渭(1521年——1593年),清初傅山(1607年——1684年)、顾炎武(1613年——1682年),等等,他们可都是许多领域的全能冠军。

丰子恺的诗文画作的风格往往被视作温情冲淡,但在通信中,亦有丰子恺直言臧否的一面,如:“我前日入城(1945年6月1日),为了开明书店开设计会。叶绍钧由成都来到会,巴金、茅盾也到。外客一共就是我们四个,其他都是本店人。开会,无非是商量些‘生意经’,我很不感兴趣,乘此机会同叶君见见而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回答:

在批评之外,也有其心曲披露,“老实说,我的确看不起世人。古人有‘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的,我有时也常以白眼看人,我笑世人都浅薄,大都为名利恭敬虚度一生。能看到人生真谛的,少有其人。我所崇拜的,是像弘一法师的人。本来可以写弘一法师,但他是我老师,不便称为‘良友’,因此索性不写真人了。”

陈明远公布这些抄件尤其是第四批抄件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关注。1992年,署名郭沫若、陈明远合著的《新潮》出版,这本书引起了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和秘书王戎笙、王廷芳等人的注意,他们由此关注到陈明远公布的抄件,并陆续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不久,郭平英因《新潮》的署名问题将陈明远告上法庭,陈明远败诉。但陈明远等人反驳王戎笙等人关于书信抄件的质疑,并将单方面的反驳文章收入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戎笙对陈明远、丁东等人的反驳文章进行驳难,驳难文字收入他出版于2005年的《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陈明远和丁东等人的文章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广泛传播,为多数研究者广泛使用,而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文章反而不受重视。

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此言诚然不虚,古往今来,每个时期都有独领风骚的大师,而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更是大师云集的时代。

在这批即将拍卖的信札中,后人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些文化大家们的精彩书法,更可以挖掘其中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信息。在提前披露的手书内容中记者了解到,其中巴金致夏宗禹先生的两通信札,首度公开文学泰斗、“世纪老人”巴金代表作《春》、《秋》编辑工作具体细节;郭沫若的三通书信中谈及《百花齐放》、《蔡文姬》的编辑校对工作,以往不为外界所知,极具文献价值。“夏宗禹旧藏名人手迹”专题中丰子恺先生的28通书信,不失为解读丰子恺先生精神世界与笔墨世界的延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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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题主的问题,或许不少人会觉得有些不甚认同,尤其是在当前网络间对郭沫若存在抨击,乃至于诋毁的情况下,个别网友每逢遇到类似问题,总难免会人躲在屏幕后开喷。然而,无论是褒是贬,我们对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大师们,又真正了解多少呢?

“手迹的魅力,在于它蕴含着中国古老文化的脉络,传达着书者的性情与品格、传承与生命的信息。正是这些至性至情的书信、手稿,丰满了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了现代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个人经历,这正是名人手迹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原因所在。”沈玮如此解读名人手迹成为拍卖新宠的原因。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夏家后人透露将用拍卖所得成立“夏宗禹文化基金”,用以弘扬夏宗禹先生未竟之事业,继承和发扬“君子遗泽”。

《反思郭沫若》书影

答案或许非常简单,那就是着实不多。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多次拜读前人的著作,却也对作者的生平和为人不甚了解。

据匡时中国书画部负责人沈玮介绍,这批信札为夏宗禹先生旧藏。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名人信札的收藏价值不断升高,成为收藏新宠。

王戎笙、郭平英、陈明远等人公布的有手迹(包括秘书抄件)的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共有12封[4],这12封有3封在陈明远处,其余存于郭沫若纪念馆。在这12封之外,陈明远提供的其余50余封均没有手迹作证。通过抄件与手迹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二批抄件中有一部分有手迹依据,余皆没有手迹为证;第三、四批都没有手迹依据。在文献整理中,如果既没有作者手稿或手稿照片、影印件等手迹存在,也不是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并予以承认的作品,就都不能认为是该作者的作品。何况王戎笙等人在文章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落实了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交往的时间区域(该时间区域与现存手稿一致,即始于1956年9月14日,止于1963年1月),并通过公布手迹影印件等方式证实了陈明远所示抄件对原件的增删、篡改、肢解处,还敏锐抓住陈明远回忆文章中前后不一、和常理相悖等漏洞。王戎笙等人的文章事实确凿、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这样强大的质疑下,陈明远仍然拿不出手迹来证明自己。如果真有手迹,按照常理和他的个性来说,他是不会不拿出来为自己辩诬的。陈明远曾辩解说这些手迹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如果真被专案组抄走,文革中郭沫若的处境本就不妙,这些信件足以给郭沫若带上“大右派”的帽子,把他彻底打倒,而陈明远的“罪行”在“伪造”毛主席诗词外,必定还会加上诋毁新中国一条,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除非某一天有手迹证明这些抄件为真,否则,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陈明远提供的没有手迹证实的50余封“郭沫若”信件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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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伪造信件本应引起郭沫若研究者的严肃对待,但“晚年郭沫若”研究中仍大量使用第三、四批抄件。在使用这些抄件的研究者中,有些对此不知情,有些明明知道这些信件可疑却仍然使用。有学者在大量使用这两批抄件时声明说:“尽管他与陈明远的书信存有争议,但这些在文革后逐渐披露的书信,却帮助读者走进了郭沫若完全不同于他在报纸、电视上的‘形象’的另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人们更感到震惊的,也许是‘另一个’郭沫若的存在”[5]。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著作中大量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后说:“对于这些信的真实性,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曾著文质疑,我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6] 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抄件可能是假的,这些研究者为什么还要用它“帮助读者”走进“‘另一个’郭沫若”?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原则。假如这些研究者不信任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按照正常研究程序,第一步工作就是证明王戎笙等人辨错了,陈明远提供的抄件是真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论。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论证,只是在“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声明之后,就大量将伪信作信史引用,那么这些研究者所论及的“郭沫若”就跟真实的郭沫若没什么关系了。

如果我们抛开那些“私德”来看,郭沫若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而能与之比肩的人,也确实不少,只是难分伯仲。要是从同时期(或时代大体相当)的人物中来看,我觉得同样可敬的大师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鲁迅、钱穆、陈寅恪、胡适、冯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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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鲁迅先生,最为推崇的也是无出其右。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文坛中的翘楚,也被视为文人的脊梁。他并未上过战场,却终身以笔为武器,永远冲锋在前。

《郭沫若书信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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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研究者为什么罔顾事实,而“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陈寅恪认为:“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7] 也就是说,《列子》虽然相对于列御寇为伪史料,但因其作于魏晋时代,却可以据此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在王戎笙等人辨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和其依托的时代思潮。

另外,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学识和人品同样引人尊重。如果论才学,他应该算是晚清、民国大师中的佼佼者,只可惜晚年还肾病,手术中被误切下了健康的肾,致使病情恶化。

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首先当然是出自他的功名心,所以他将郭沫若信中批评呵责他的语句多数删除,而增加很多奖掖赞赏他的语言。但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同和曲为辩解,还跟其内容切合了伤痕史学的需要有关。而伤痕史学者又在这批伪信的基础上塑造出他们笔下的“晚年郭沫若”形象,并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梁启超为了提倡西医,却始终保守秘密,唯恐这场医疗事故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尽管对于他的做法,存在争议,可从初衷而言,梁启超无疑是值得尊重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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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革结束后,伤痕记忆者对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充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伤痕史学中。本文所关注的陈明远即在发表于1986年的一篇回忆中说:“对于这个一切被颠倒了的恶浊世界我已无可留恋。批斗、毒打、游街、示众、‘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我多年来从事的科研成果被没收,呕心沥血的诗歌作品被付之一炬;一些知心朋友们,自杀的自杀、监禁的监禁,被逼死、被逼疯、被毒性拷打致残……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大字报、‘红海洋’、铺天盖地,鬼画符一样令人恶心;‘语录歌’、‘样板戏’整天在耳边嚎叫……我的耳目五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希望这场噩梦早一点儿结束。”[8] 陈明远的朋友们在吹嘘陈明远的文章中说:“有毛一代,就是一个无美的时代,‘美学’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批判的对象。所以,经过‘思想改造’的所谓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没有审美情怀和审美自觉,自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想看到美。也就难了。”[9]

在前举的几位大师中,陈寅恪和冯友兰晚年也曾经历了波折,却也一直坚守着分人的风骨,这一点尤为令人尊重,后人的评价也着实不低。

面对如此不堪的历史,伤痕记忆者总是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打扮成“慷慨赴义”的英雄。陈明远就回忆说:“我下定决心要在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昏暗时代,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形象,步先烈们的后尘,从容就义,以死来表示对法西斯暴行的最强硬的抗议!”[10] 他们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英雄/奸佞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们有着相似境遇的新中国历史上的受难者和边缘人物跃身一变而为文化英雄,而对那个时代大唱赞歌的郭沫若自然就属于非我族类的奸佞了。如陈明远的朋友丁东就如实说道:“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歌功颂德,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过头的话甚至成为笑柄。”[11] “郭老在‘科学的春天’开始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官方评价极高,有与鲁迅并肩的美誉。但我和周围的朋友私下议论时,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郭老的感受与官方的评价有较大的差距。”[12]

如果说有谁更懂得“装饰”自己,那么应该要首推胡适了。这一点,通过胡适日记便能清楚的看到。有些人的日记,写给自己看的,有些人的日记则不仅仅是供自己回忆的。胡适日记中的胡适,与现实中的胡适,究竟有多大差别,相信只要用心品味,便可得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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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书信书法辩伪》书影

老话讲,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于题主的这个问题,同样如此。在近代史中,能像郭沫若一般学识广博的人,几乎很少,他的一生涉及考古、甲骨、金文、文学、戏剧、翻译等诸多领域,堪称全才。

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女神》时代的超人才华,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在北伐和抗战中正义凛然的表现,这都是伤痕记忆者难以否定的。为何同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而在共和国历史上却“成为笑柄”?伤痕记忆者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天纵聪明的郭沫若在新中国只是“逢场作戏”,他内心对新中国和自己的表现不以为然。但这需要证据。丁东就说:“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通向他内心世界的窗口。”[13] 郭沫若发表的大量诗歌和文章都十分坦率地表露了他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赞美,这难道还不能反映郭沫若的内心世界么?可见丁东所谓的能够“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显然是有特定指向的、跟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文完全不同质的文字。

只是,人无完人,或许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苛责于前人。大体来讲,能堪当大师之称的,其贡献也远大于私德方面的弊病。大家觉得呢?

而陈明远也面临着他自己的特殊困难,他在已经公布的抄件、发表的回忆文章和出版的诗集中屡次表明,郭沫若是他的诗歌教师,“《新潮》是在郭老师指导下进行的”[14]。但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又公开否定新中国,否定郭沫若为新中国所唱的赞歌。那样一位擅长于写作不光彩赞歌的郭沫若,却指导出陈明远创作出追求“真美”、“开一代诗风”[15] 的好诗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矛盾么?陈明远毕竟聪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办法:在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作和他私下对诗歌的品评中划一条界限,“郭老后期的诗学观点和他的诗作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16] “郭老后期在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理想与追求,跟他对外应酬的某些‘大白话诗’及表面文章,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很显著的矛盾。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混合体的一分为二,乃可发掘出郭老的真面目。”[17] 而“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只靠陈明远的回忆还不具备说服力,必须由“郭沫若”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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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陈明远的朋友们对“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的寻觅和召唤,另一方面是陈明远自圆其说的需要,80年代后期,托名“郭沫若”的第三、四批抄件被陈明远伪造出来了。在这两批抄件中,“郭沫若”引人瞩目地对新中国历史进行了猛烈抨击,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诗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回答:

“郭沫若”猛烈批评他的时代。“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18] “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空话、套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19]

郭沫若先生是解放后最有名的文化名人。在文化上他是新诗奠基人之一;在历史研究上,他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也有一定的造诣,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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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书影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余英时先生曾这么评论他:“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

“郭沫若”十分丧气地承认《新华颂》与《百花齐放》以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诗都不是“新诗”。“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20] “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21]

可见郭沫若有自己的报复“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他长期当然一些要职,诸如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文联主席等。

“郭沫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倍感疲倦,对环境十分厌恶。“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现在我国的新诗那里称得上有什么‘坛’来?别看一些自诩为‘新诗人’者架子十足,也不过是写走江湖的天桥把式而已。”“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上次谈话时,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净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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