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 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军。《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信函。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预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年5 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他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另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于河南陈留、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年10月20日(阴历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分军。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料来源均较可靠。有的同志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来忽去,飘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是一个悬案。(华强)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的信是给谁的?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问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最为详细。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不报,也未给予石达开回复。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系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断定《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的说法,载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著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遗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一事十分怀疑。他认为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其意图是要为其父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的绿营兵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有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么会称唐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此话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又,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
  奏清主“的话,而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钞本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未经唐鸿学篡改过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达开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当时骆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时石达开已成阶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显然与史实不符。有人认为,石达开的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
  王庆成撰《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认为,石达开这封信来源于多方面,“表现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王先生经过周密考证,说:“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石达开论集》)石信中要求“赏驾遥临,以便调停”,骆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临前线,即是对于这一要求事实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后隐匿不报的说法看来不确。清方不但收到了石达开的信,并且利用了石的要求与愿望设密计对石进行诱降。因为所设密计太不光彩,所以俘获石达开以后,骆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对石达开信函的内容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
  (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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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军。《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西股张逆南窜许州。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许州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信函。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预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年5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他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另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于河南陈留、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年10月20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分军。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料来源均较可靠。有的同志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来忽去,飘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是一个悬案。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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