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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加藤嘉一: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迷茫了 | 三明治访谈

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 发自沈阳、北京 实习生 周梦竹 蒋玮琦 钟政 尚芳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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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微博上收到了加藤嘉一状态的推送,周末他将在杭州的言几又书店进行新书的分享会——《我所发现的美国》。作为粉丝一枚,收到这个消息很激动,当即下决定要参加。想起12年在校园里,他的演讲在最大的阶梯教室里被挤个水泄不通,提前一个小时到现场也只能坐在最后几排。当时仅毕业几年的加藤嘉一,作为一个来华的外国人,已经有着很多年轻人难以企及的成绩——北大国际关系专业毕业、FT中文网专栏作者、凤凰卫视嘉宾……对于大部分对于方向和目标迷茫的学子来说,包括自己,加藤嘉一的演讲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有着上次参加演讲的经验,周日一大早就打顺风车出发,这次可要占个前排。9点多就抵达钱江新城的来福士广场,门还没开,只好在飘着小雨的街道,感受江南冬季的寒冷与宁静。下午两点多,顺利地占到了前排。疑惑的是,一直到讲座开始的两点半,听众只有不到二十个,座位的一半都没有坐满。这次探讨的主题在于特朗普当政下的美国是否会衰落,是因为主题与大众关注的话题距离太远?经历过几次舆论风波大家已不再认可这位日本年轻人?还是因为这天是寒冷的,飘着小雨的周日?

文 | 李梓新

刚入11月,初来沈阳的加藤嘉一就见识到了东北寒冬的不客气。他终于屈服了,把每天的晨跑改成下午跑,还在百般挣扎之后,买了条秋裤,虽然他很介意这会让腿看起来变粗。

www.649.net:一位悬走于高空钢丝的野心家无标题文章,我眼中的加藤嘉一。刚认识加藤嘉一是因为他的传记——《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由于家境的原因,也因为父亲的教导,刚上初一的他就开始打上了零工。当时的他还是田径队的运动员,每天早上都要坚持跑步10-15公里。从初中到高中,基本都保持着这样的习惯。除此之外,他还承担着同龄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因为父亲与朋友合伙公司的业务遭到重创,不靠谱的朋友又把债务全部压在加藤嘉一父亲的身上,加藤一家过上了逃债的生活。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也为了让父母能安心地工作来维持家里生计,他主动承担了应对黑道的任务。想着自己年龄还小,黑道再过分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但是讨债的六年来,加藤嘉一没少留下身体上的伤疤,当然还包括心灵上的。

在12年那场校园演讲中,自己最想问一个问题:在童年接触那么多社会的阴暗面,是什么力量还支撑着加藤嘉一不断地向前努力和挑战自己,而且依然积极地思考,正面地影响别人?

加藤嘉一在到北大之前,基本没有进行过中文的学习。为了能够更快地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他拼了很大的力气——每天早上找卖冰棍的阿姨闲聊,中午翻字典,下午继续找不同的大妈大叔闲聊,晚上看人民日报和听广播。仅仅用了两到三年,基本达到了流畅用中文进行演讲和写作的能力。加藤嘉一在书中也探讨着自己未尝思考过的问题——了解中国必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精英需要具备什么素质、什么是一流的大学……

记得大二的时候去菲律宾做志愿者活动,在世界青年联盟(World Youth Alliance,简称WYA)做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分享。美其名曰分享,其实不过是放了一个视频,把其中的内容讲了一遍。当时的菲律宾政府也因为人口问题在讨论着限制生育的政策,WYA因此举办了一个线下的讨论会。现场能感受到的是菲律宾的大学生都很关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身边伙伴问自己为什么中国可以推行一胎政策?这样不会侵犯人权吗?一胎政策下人民是如何反应的?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分享会下来也答不出他们关于儒家思想的提问。

当看到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依然有着超乎寻常的努力,而且思考着自己未尝接触过的问题时,往往是感到自己渺小和无知的时候。当然,这种渺小感和无知感也会伴随着一股向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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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同学心目中的帅哥老师,身高183厘米,身材匀称,平时上课要穿西装打领带,声称理发要回东京特定的理发店,屋里有几瓶不同味道的香水。

www.649.net:一位悬走于高空钢丝的野心家无标题文章,我眼中的加藤嘉一。下午2点30过了不久,三位嘉宾都到了现场。加藤嘉一和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老师吴怡频作为嘉宾,书籍的主编和策划陈卓老师作为主持人。陈老师没有做复杂华丽的铺垫,仅仅有着几句简单的介绍,就切入了主题——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美国精英阶层抱有怎样的态度?在加藤嘉一调研看来,无论是学术界的泰斗、商界的高层,以及政界的智囊,大部分都对特朗普当选持有较为消极的态度。在展开论述之前,他用强调的口吻保留了对于精英一词的定义,而是在一个相对广义的角度来谈论“精英”们的看法。或许在加藤嘉一看来,并不是美国各界高层的所有人都能配得上“精英”这一词的褒义性。

在美国的这几年,除了很积极地向研究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学者请教,加藤嘉一也珍惜民间调研的机会。生活于美国的印度司机,每日在白宫门口积极游说路人、但又不知道背景的女士,美国南部经济落后城市的路人,都是他的访谈对象。这些接地气的交流机会,让加藤嘉一更加深刻的了解了美国的民主和爱国意味着什么。加藤嘉一在书中都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老师,每个访谈与交流的场景都看作他的课堂。

现场的听众虽然不多,但丝毫没有减少台上几位嘉宾的交流热情。从特朗普当选到民主的制度基础,从美国失业问题到美国公民的生活态度,两位嘉宾都积极着表达的自己的观点。加藤嘉一也与5年前在吉大一样,流畅地用中文进行分享,言语中还不乏“给力”这样地道的表达。结束后仅留下四五位听众邀请加藤嘉一签名、合影,面对每一位读者,他都真诚地表达着感谢。

“试一试,我家乡的胡椒茶。” 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加藤嘉一掏出一份礼物,像所有日本人一样客气。他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充满着礼貌。他的中文在我听来达到了95%的标准程度,可能比带着浓郁南方口音的我更加易懂。

加藤嘉一挑选“人生第一条”秋裤。 除特殊标明外 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

毕业几年后,日本媒体报出加藤嘉一并没有拿到东京大学的Offer,这指明加藤嘉一在申请北大的时候,提交了虚假的信息。这一事实迅速传遍了媒体,声讨络绎不绝,也给加藤嘉一带来莫大的舆论压力。今天翻看他的微博,依然能看到评论中弥漫着不雅的谩骂。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有些震惊,总觉得这样的诚信问题不应该发生在他身上。但毕竟没有在同样的领域,也就慢慢没有再关注舆论和加藤嘉一的动态。直到最近加藤嘉一推出新书,才能更多了解经过美国之行的加藤嘉一是如何思考的,又以怎样的姿态来重新与中国各界交流。

印象最深的是,广州新书交流会的宣传文,毫不掩饰地把加藤嘉一学历造假事件和几年前的舆论风波放到了介绍中。而已经慢慢淡出国内视野的他,不惧被舆论和公众抨击,又重新回到台前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他真诚与自信未减,但坦然有加。

www.649.net:一位悬走于高空钢丝的野心家无标题文章,我眼中的加藤嘉一。与以前在各个学校与学生交流时一样,有学生提出了关于迷茫的问题。加藤嘉一的回答比以前简短了很多,也坦言自己同样面临着方向选择的问题,甚至还有买房的压力。

此时在他身上没有看到过多的折腾、对抗,而是真诚、接纳地面对自己和外界,以及未曾放弃的努力。

这是我们在远隔大洋的第一次采访之后数月,在上海的一次会面。

10月份,加藤嘉一刚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课时,研究生杨旋觉得简直是偶像走进现实。她因加藤嘉一的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报考国际关系专业,没成想研二这一年,加藤嘉一竟成了她的老师。

加藤嘉一身材挺拔,他的身高在日本男士中应该属于出众的一批,不知是不是归功于长年跑马拉松。从小学开始的每日奔跑,以及后来的坚持写作,使他很自然地将同样这么做的前辈村上春树视为偶像。更何况,他们还都曾经在波士顿的剑桥镇生活过,日日绕着查尔斯河慢跑。

加藤嘉一的课程为《国际关系前沿问题》,既不是必修课,也非选修课,算讲座类,没有学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自愿参加。

在他所出的《我所发现的美国》一书中,加藤嘉一写道,他曾幻想过,自己跑步的时候会不会碰上村上?

并非每个人都和杨旋一样了解加藤。在决定是否听课前,同学们还是百度了下这位加藤老师。百度搜索“加藤嘉一”,第一条:“加藤嘉一被赶出中国”,相关搜索:“加藤嘉一骗了中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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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加藤孤身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2005年,他因对反日游行的评论走入公众视野:那时他出书、演讲、被两国领导人接见,责任大到认为“如果我不努力,中日关系就会崩溃”。

但是和村上写下牧羊人的奇幻世界不同,加藤嘉一写的大多数是政治、社会的专栏文章。他很看重专栏作家这个身份,这是源自西方媒体的一个高贵传统,如同他十分欣赏的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而他自己也是以西方媒体专栏作者这个身份在中国获得了广泛了认知度。2008年,24岁的他受时任FT金融时报中文网创始总编辑张力奋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他出众的中文写作能力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视角,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

悬走于中日关系的钢丝上,加藤自信可以掌握“平衡”,却未料在2012年,因对“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一夜间遭遇“讨伐”。失意离开中国后,他又被曝“履历造假”。

十年过去,中国媒体行业沧海桑田。在鼎盛时期,加藤嘉一曾经在《南方周末》、凤凰博报、《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等多个杂志开设专栏,并上过CCTV一套和凤凰卫视等节目。而十年后,他也轻叹自己的知名度有所下降。

www.649.net:一位悬走于高空钢丝的野心家无标题文章,我眼中的加藤嘉一。在美国访学三年后,加藤重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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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一年半,他似乎“失宠”了:外界少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也鲜有人知道,他从未放弃野心,正酝酿一个“空降”政坛的日本梦。

2012年夏天,一叶知秋的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到哈佛做访问学者。临行前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寄望于自己在某天归来。

“你他妈跑步也得买票!”

一年之后,他妻子也辞职工作来到他身边。在妻子研究生毕业,留在华盛顿工作之后,加藤嘉一也结束了美国三年后自己在辽宁大学短暂的客座教授生活,回到华盛顿定居。在那里,他成了中日美三国的第三只眼,他在西方媒体和智库的空间有所拓展。他经常应邀撰写关于中国的各种报告,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写作。他过去积累的政界和学界资源还在日益加深。他和曾写下《日本中产阶级研究报告》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交往甚深,他也拜访过写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他和相关使节以及学界专家经常交流意见。

加藤嘉一要去北陵公园跑步,不知道要买票,直接就冲进去了,被门卫大哥截住。“我是来跑步的”,加藤解释,“你他妈跑步也得买票!”东北大哥粗声吼道。“请原谅我的无知”,加藤拿出日本式的客气。

他热衷于扮演这种角色。但又对中国传统媒体的迅速凋谢略感无奈,这使他正逐步失去一个重要的表达平台。而他自己又不熟悉甚至有点抵触微信公号等新媒体,至今还没有开设个人微信公号的计划。

对于加藤来说,沈阳的生活是新鲜的。他好奇“东北大哥为什么从中午就开始喝酒”,担心自己是否能挨得住东北的冬天,关心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为何如此不景气,困惑自己讲课时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总有两个女孩子笑着耳语……

一个34岁青年,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用笔努力地扩展着自己的表达空间和存在坐标。这已经不是中国当前话语传播体系熟悉的写作语言和主题,但他依然坚持着。从在中国写中国,到在海外写中国,正如他所言,“中国”本身有无数个存在,换个角度看,也是另一片世界。

2016年11月10日这天晚上,是一节讨论课。

Interview**

同学评价加藤嘉一上课——“有爆发力”。

三明治:可以谈谈你小时候的写作经历吗?

17:30左右,辽宁大学则行楼的会议室里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个学生。

加藤嘉一:我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太一样。我小时候没想过写作这件事。小时候我们需要随着学校必修课写作文、小论文。高中毕业前,我都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除了和跑步的训练日志之外,我也没有主动写过任何文章。那时候我作文成绩差,汉字也掌握得不好,语文考试大概也就65分左右吧。我们学的汉字是日式繁体字,写法、发音、意思和中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学的汉字对学中文并没有帮助。所以我18岁到中国,学中文还是很费劲的,总是遇到自以为是的困境。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二十分钟后,加藤嘉一走进了教室。上身绿色运动服,下身黑色运动裤,背着书包,头上别着运动镜,像是刚训练完的体育生。

三明治:但你的英语一直不错?

他跟学生们自然地打招呼,前排同学跟他聊天,他抽空过来跟澎湃新闻记者寒暄几句,解释“刚跑完步没换衣服,平时都是穿西装来上课的”,说完向旁边的同学求证,“对吧?”同学点点头,小声补充:“还扎领带。”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崇洋媚外,我从小非常喜欢用片假名表述的东西,比如罗马史、欧洲史,那些都是音译的。从小我对汉字是有距离感的。但在我所有科目里面英文是最好的。

觉得“偶像走进现实”的杨旋也来了,她研二的同学们虽然忙着考博或者找工作,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来听加藤上课。

三明治:在你的书中写到,你的父亲因为欠债,被黑社会追杀。从小你们家搬了20次家,这些经历对生活是不幸,对写作却可能是幸事?

这周讨论的题目是《中日关系如何和解》,先自由讨论。时间到,加藤一拍手,喊一声“好”, 让各小组依次发言,这时他看起来又像是长跑队的教练。

加藤嘉一:和同龄人比我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中学的时候我作为小孩子,就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我的生活素材很多。所以我现在的写作,也比较喜欢讲故事。但是中学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写,那时我每天没有睡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觉。我需要训练跑步、打工、应对追债的人,作为长子照顾弟弟妹妹。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文字表达什么。

班长柴永兴很喜欢加藤老师的活力,他评价加藤老师上课的特点是——“有爆发力”,“他的讲话和他的肢体语言,特别的有爆发力,不自觉地就会集中精力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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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旋更喜欢的,是加藤老师能给他们说很多全世界各国的见闻。

三明治:那个时候,你每天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下课已经是20:20左右了,五六个同学还是围在老师身边,他们总要把加藤老师送到学校大门口,一路和他聊天,目送他打上车才肯离开。

加藤嘉一:我那时每天凌晨3:15起床打工,然后骑车上学,单程15公里。7:30上学到下午五点,然后还要训练两个小时,还要做作业。每个月到一定时间点,就要付学费了。我和弟弟往往没法按期支付。那个时候,班主任会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条,意思就是你欠费。我上的学校是初高中连读的私立中学,同学的家境大多比较好,我这样的人比较另类。

加藤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学生们送他的时候,他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活着的意义,“他们让我感觉我这个人活在社会上还是有用的。”

三明治:既然穷,为什么要上收费的私立学校?

“比当年见国家领导人感觉还强烈吗?”记者问。他停顿了好久,“那时我是膨胀的,像个泡沫,现在踏实,接地气。我只需要为眼前少数的学生负责。”

加藤嘉一:我算是运动家庭出身,我爸爸看我小学六年级已经长1米7,觉得我应该去上运动相关的中学,那时他的生意还没有破产。于是送我去体育比较有名的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不过,我上的是成绩比较好的实验班,不像体育班每天只要上课到下午三点半就训练,全校只有我一个是既上实验班又练体育的。

他的生活似乎简单了许多,每天只剩下写作、跑步、上课。他用的诺基亚按键平板手机里,联系人只有三十几个。

三明治:你觉得练体育和现在你写作有什么关系?

“有些节目能看100遍”

加藤嘉一:日本的学校比较重视中国儒家的文武两道。文化成绩过不了,是参加不了比赛的。日本政界商界有很多是练体育出身。我大概从七八岁跟着父亲开始练习专业的跑步。由于在体育氛围较好的静冈县伊豆半岛长大、足球、篮球、棒球我都会一点。

这和他几年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时候他很忙,要交的朋友很多。

在我看来,写作和跑步两者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毅力,得了解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要学会怎么理顺你的状态。如果面临10天之后的比赛,我就要安排自己怎么睡觉、吃饭,把状态调整到10天之后的早上八点,我觉得写作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要准备明天的题材,不管是严肃还是轻松的,我都会相应调整饮食和睡眠,我比较会搞状态。练体育要明白自己体质、思维、长处和短处,要客观认识自己。这和写作一样的,所以我特别明白,村上春树把写作、跑步和人生三位一体,我觉得他表达得特别到位。

加藤回忆,那时他每年接受300多次采访,写200篇以上的文章,进行超过100次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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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课后和同学闲聊。

三明治:小时候,报纸和书对你的影响如何?

在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他写道:2010年1月21日晚,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得了胰腺癌;25日下午,医生让全家人到医院;他迅速安排了行程,23日回日本,26日一早就回了北京。

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喜欢看英文报纸。初中三年级第一次出国去澳洲,产生了到联合国工作的愿望。所以我学英文、国际社会、地理很有动力。但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除了田径有关的理论书和漫画,我没有主动读过一本课外书。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除外。那时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漫画自然会看一些。我喜欢《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等。

26日下午,他要去录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晚上要写《金融时报》专栏,之后的几天还要飞上海、飞辽宁……

三明治:我们来谈谈学中文的经历。

2011年,他对外经贸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母亲坐在台下。27岁的加藤那天感谢了很多朋友和恩人。

加藤嘉一:一开始我靠尽量不用花钱的方法学习,经常听收音机,还跟北大日语系同学结成语伴,第一个语伴是浙江温州人,我和她学了两年,每周1-2次。从“妈麻马骂”开始。到今天可能有朋友会说我的话有浙江口音。最麻烦的是声调,为了掌握声调,我花了大概两整周的时间,因为日语的声调都是平的。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待在日本,会是怎样的人生轨迹?”坐在辽宁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澎湃新闻记者问加藤。

我进北大那一年,正好发生了非典,上课很不正常。我就经常在宿舍读人民日报,就像我初中读英文报纸一样,读着读着就慢慢适应,学会阅读了。三个月后,我就能用汉语进行最基本的沟通,甚至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专业课,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很多老师普通话发音比我还差,而且他们上课时也经常自言自语。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听着儿化音都会很亲切。

“不知道,可能在伊豆种地吧,”他不假思索。“可能继续朝着当优秀运动员奔跑,但最终不得不被迫回伊豆种地。”

三明治:你第一次发表中文文章是什么时候?

他的故乡伊豆,以海景、山脉和温泉和一个日本式的纯真爱情故事《伊豆的舞女》著称。但在加藤的记忆里,他在故乡度过的童年很难称得上浪漫和纯真。

加藤嘉一:我记得2006或2007年吧,《瞭望东方周刊》开设一个叫“东游记”的专栏,邀请了几个老外来写在中国的见闻和所思所想,经朋友介绍,我成为了其中一个作者。记得我第一篇文章的主题为“一个日本80后眼里的中国”之类的。

在自传中他回忆,自己3岁开始种地,13岁开始每天凌晨3点半送报纸,16岁开始做翻译养家。父亲工作不顺利,不仅拿不到工资,丢了房子,还要一家五口人外出逃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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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高中毕业后,加藤嘉一独自来到中国读大学。他来中国的理由之一是:在日本读不起大学,他要顾及弟弟妹妹的学费,中国物价低。

三明治:那个时候,博客和BBS你用得多吗?

来中国后,他为了生计到肯德基打工,通过背诵《人民日报》等方式学中文,做翻译挣钱。

加藤嘉一:对我的中文写作来说,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上半年开始在《凤凰博报》上写博客。每篇有几万到几十万的阅读量。不久,我就受张力奋先生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了专栏,那段时间,依我看,FT中文网正好处于突飞猛进的高峰期,我也是从中的受益者。之后,我就比较自然地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等媒体开设专栏了。至于微博,我原来根本不打算开,那是时任《新周刊》执行主编的封新城先生推荐并鼓励我开的。我有IT恐惧,所以天涯BBS我没有上过,北大BBS还是上过的,了解一些校园内的动态和言论,毕竟是北大嘛,会有一些故事可以作为写作的素材。我也看韩寒和徐静蕾的博客。

7年以后,当年的穷小子荣归故里。2010年后,加藤嘉一开始出现在日本的电视上,他甚至有了一档以他名字命名的栏目——《加藤嘉一流》,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讨论类、旅行类节目里。

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最喜欢看报纸,《南方周末》每周必买,那时每天到北大东门的报亭买《新京报》,也买一些杂志。每月买报纸杂志要花100块以上。报亭的叔叔也很懂行,对不同报刊的位置摆放都很有门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有很多碰撞。那种碰撞令我怀念。当时中国的纸媒,那个环境系统,是一个共同体。

加藤觉得很满足,因为80多岁的姥姥很高兴。姥姥从小带他,老太太把这些节目都录下来,每天重复看,“有些节目都能看100遍”。亲戚们也在看,当年父亲欠债多少给家人间的关系带来些影响,如今亲戚们看到加藤很努力,也对他家给予了谅解。

三明治:这个命运共同体现在基本就解体了。变成微信时代了。

“这个人好像是个人物”

加藤嘉一:对,变成新的共同体。我认为时代的变化,有些事情是挡不住的。“标题党”是现在新的“多党合作制”。现在中国的新媒体有点过于极端了。美国、英国、日本有社交媒体,但是传统媒体还是依靠原来的价值观和标准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内容和科技两者有时是竞争关系,最终怎么样是由读者说了算的,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有选择。

为什么是加藤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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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同学们送加藤嘉一到校门口。

三明治:你自己会考虑开微信公众号吗?

在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中文,非常好。”但加藤自己觉得,是时势造就了他。

加藤嘉一:有朋友建议过。但我不知道怎么开,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操作这个系统,它需要时间投入,也需要商业头脑。

2005年4月9日,北京中关村发生反日游行,21岁的北大学生加藤嘉一跑到现场。第二天,作为亲历游行的日本人,他被请到凤凰卫视演播厅。

三明治:可以找助手帮忙?

在胡一虎的印象中,之所以请加藤,大约是留意到这个日本年轻人在网上说过要做“中日年轻人的沟通者”。

加藤嘉一:现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我的写作规划已经有所固定,需要包括上日本和美国的媒体和智库,我已经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再多一个公众号,我会忙不过来。我没有想好,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写,但没有想清楚之前,我还是偏保守的。

加藤嘉一至今清楚地记得,胡一虎直播时抛给他的问题:“你认为导致这次游行的原因和责任,出在中国和日本的哪一方上?”

三明治:连资中筠先生都开微信公号了,你也可以开的。

这个问题,加藤回忆,好像是“有人把枪口顶在了他额头上”。最终,他给出了让他一举成名的回答:“既然是一个具有外交性质的事件,那么错就不在某一方身上。”

加藤嘉一:了不起。我还有点抵触。

颇具外交风范的回答、流利的中文、加上21岁的意气风发,加藤的表现给了凤凰卫视惊喜。他成了凤凰卫视的常客。

三明治:你现在的写作计划怎么样?

“中日关系之间我们要听很多的声音,我们听多了专家的声音,我们听多了官方的声音,我们要去听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日本年轻人的声音。”胡一虎告诉澎湃新闻。

加藤嘉一:最近刚在中国出了两本书,一本自己写的,一本翻译的。固定的写作,给媒体的每月有3-4篇,给智库写的报告每月也有3篇左右。接下来,还是保持一年写一本书的节奏吧。

加藤成了媒体的宠儿。

三明治:几种写作语言的切换是怎么做到的?

除了上电视,他开始写文章。《南方周末》编辑蔡军剑记得,加藤是主动给他们投稿的,“我觉得他的水平一般,他的文章改了又改,他不是一个思维细密、非常精细的一个人,但是应该说是一个敏锐的人。”

加藤嘉一:今天早上我用英文写了一篇智库的东西,用中文写了一个东西,下午写了一篇文章给日本的智库。对我来说,多语言已经不会互相打仗,甚至是一种愉悦。对日本人来说,中文和英文语法是差不多的,而日文的语法很不一样。

蔡军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加藤主动要求署名:“日本旅华作家”。

三明治:你主要思考的语言是哪种?

2008年,中国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这一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中日互动频繁。

加藤嘉一:村上说他在用日文写小说时,已经在考虑如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读者能不能接受,要采用哪种句式更容易翻译。我也借鉴他,我一般用一种语言写作,就尽量用另一种语言来思考。这样会使语言表达得更独特一些。光靠内容出彩,有局限性,语言很重要。这种写作习惯从我大学时就开始了,那时我也做同声传译,是很好的语言训练,这种方式给我写作的语言方式带来一些灵感。

在那前后,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魏城也收过加藤的自荐信。“他给我发了个邮件,就问可不可以给你们写专栏,他说他喜欢FT中文网,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中文给FT中文网写专栏。”

三明治:不只写作语言,你所处的生活方式也是在中日美三种方式中寻找平衡。

魏城答应了他,试着发了第一篇,反响不错,“中国人写日本的也不少,但是日本人写中国,相对少一些。那我们提供这么一个窗口。”加藤嘉一的专栏《第三眼》由此诞生。

加藤嘉一:在华盛顿我可以和不同的智库、媒体、官员等交流,为写作寻找不同的灵感和素材。现在到处都有华人,我也经常和他们接触,每年也会回中国一两趟吧。你在中国能看到一种中国,但你走在不同地方,能看到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中国。太近了有时不好,太远了又看不到。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妥。

加藤嘉一曾告诉过记者,自己很重视FT中文网的专栏,因为想要影响决策层。

中国话题还是很热,最近日本媒体约我系列采访美国的中国专家。美国的智库、政府机构见我的时候,他们也问我有关中国的问题,几乎没人问我日本的问题。而且我不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反而能提供一个视角,表达得也比较客观。

除此之外,加藤还同时给《环球时报》《看天下》等各类媒体撰文。2009年起,加藤嘉一开始独立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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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2011年一年,加藤出了七本书。这一年8月8日,他为新书《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写序,写的更像是自己的困惑:

三明治:所以你是一个专栏作家,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定位,而且你比西方驻华记者有优势。

“不知来华后付出八年以上时间的我的奋斗史意味着什么,总感觉自己挺失败的,无休息的日子,辛辛苦苦获得的话语权,好像只是意味着祸,而不是福。我依然什么也不是,人生是一条长河,我的八年奋斗,似乎只是摧毁了道路,失去了良心,打破了底线。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走,我的路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

加藤嘉一:我也算是专栏作家。在美国,Columnist是一个受尊敬的职位。日本可能要到50岁以后才能有机会成为专栏作家。我也在想怎样做得更好,对自己一直有反思和怀疑。写作者不怀疑就完蛋了。我现在写的东西比在中国硬朗,在中国写的生活内容比较多(不得不)。如果我是英文世界出生的人,我的话语权肯定比现在大。但我作为日本人,我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文化结构肯定比西方人应该更了解。所以对于中国研究,我是有优势和劣势的,对此要有自觉,尽可能取长补短。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怀疑自己,不迷茫了。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张雄也关注到了加藤,他去跟访,想弄明白:加藤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为什么会受到狂热般的欢迎,不仅是在大学生当中,而且是在各种地方都显得很吃得开的样子。“最后发现,确实各种人都还觉得,诶,这个人好像是个人物。”

我作为写作者最荣幸的是,某一年在香港书展,我被作为名家受邀。当时有一个主办方的领导说,本来香港书展的主题是“华人作家盛典”。那一年只能写“华文作家盛典”,因为我是日本人嘛。我当时希望这是自己对中文写作做的一点贡献。

才31岁,“我不敢和安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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