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

原标题:文艺批评 | 刘奎:《从文小说习作选》——自我经典化与文坛形象重塑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丁景唐近照丁景唐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巴金作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

内容摘要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中国新文学;丁景唐;鲁迅;左联;出版;刊物;研究;杂文;影印;先生

三十年代中期,沈从文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并适时地推出自己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该选本对沈从文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选集编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笔者试图据此探讨沈从文在创作走向成熟时如何重塑自己的文坛形象,选本体现了他什么样的选家眼光与美学理念,这与他此时的心态、文学理想及文坛地位的变化有何关联等问题。论文认为,《从文小说习作选》的编选,折射出了沈从文试图改变其“多产作家”、“空虚作家”等形象的尝试,他试图借助选集序言、及同时期的《<边城>题记》等文本,将自我重塑为一个以美学为媒介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严肃作家,注重写作伦理承担的京派代言人,以大众传媒和京派文人圈为依托的文学教育是他文学政治的实践形式,从而形成了异于左翼的文化政治模式,丰富了三十年代的美学意识形态图景。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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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作为出版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策划影印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共四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接着,担任其第三辑、第四辑的顾问,并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正是由于他的接棒,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编撰出版了第五辑,至此,这套史诗般巨著共100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的一项出版工程全面完成。

感谢作者刘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丁景唐已离休多年。两年前,因年事过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日前,笔者在他95寿辰之际,专程来到医院,访问这位学者、出版家。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犹恋风流纸墨香”,谈起走过的历程,十分留恋,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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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文章烟海待研证”

自我经典化与文坛形象重塑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作者:在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方面,你是公认的专家。你还被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左联会址纪念馆聘为顾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研究的?

文·刘奎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丁景唐: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爱读他的作品,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汲取前进的力量。1930年代,我进入中学读书。家里的几册《语丝》《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已不能满足我对新文学的渴望。因我从小失去父母,依靠姑母、叔父生活,根本买不起书,于是就到图书馆借书看,后又到四马路、四川路等上海滩旧书店淘旧书,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今天回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与当年跑图书馆和旧书摊的经历有关。

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1936年5月,距1926年第一个文集《鸭子》出版十年之际,沈从文选印了自己的“十年创作纪念集”——《从文小说习作选》,该选集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该套丛书还包括张天翼的《畸人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及鲁迅编译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这个精心规划、拣选的文本,对于一向以多产著称沈从文,更像是一次重新出场,1936年前后,沈从文的创作已步入成熟期,这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期,故这个自选本显得较为重要,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从作者的成长与文学史的角度看,选本的规划与出版,体现了他什么样的美学趣味与文学史诉求,选集如何表现他的文学理想,其理想的思想资源什么,他的文学政治图景与新文学的内在传统有何对话性等。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抗战开始,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并参加了共产党。创办《蜜蜂》刊物后又负责编辑《联声》刊物,我写诗、散文,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抗战胜利后,我一方面编辑《文坛月报》,一方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我曾在《前进妇女》上发表阅读鲁迅《祝福》的读后感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当时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到,于是找来鲁迅原著,念给剧团主持人袁雪芬听,袁雪芬很快被吸引住了。不久他们将《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搬上舞台。雪声剧团纪念刊上摘引了我的文章的有关论析。《祥林嫂》后成为新越剧的经典,我由此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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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1931至1937年,他就有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解放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进入出版部门,应该说研究对象的资料来源较以前多了。不过担任领导,白天就没时间,但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当然用上了晚上,更用上了节假日。就这样,几十年来我为我的研究辛勤地耕耘着。

《从文小说习作选》

  进入3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作者:对于你在研究左翼文化史的努力和贡献,茅盾先生在1980年11月曾赠诗于你,诗曰:“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丁景唐: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用今天的话说,有了正能量。“左联”的成立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它虽只有6年,却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一、自我经典化与“十年创作纪念集”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1936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1937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茅盾先生曾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编辑赵家璧,在取得“一角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的成功后,于1935年下半年又推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因之前与沈从文已有合作,如“一角丛书”就收录了较多新月派作家的作品,包括沈从文的《慷慨的王子》,而“良友文学丛书”则收沈从文的《记丁玲》等作品[1]。赵家璧对新丛书的规划是:“特大本用布面精装白报纸印,每种七百页至一千页,售价不同。”[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2]沈从文这部七百多页的选本正好纳入这个计划。对编丛书有偏好的赵家璧来说,这只是他又一次较为成功的市场运作,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这本书的出版则显得意味深长。

新萄京娱乐场.2959.com: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传。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接棒《中国新文学大系》

从沈从文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赵家璧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计划,这本书也迟早会出版。而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赵家璧出版新丛书的计划是受到沈从文的启发才萌生的。因为赵家璧1935年的北京之行与沈从文颇有交流,而沈从文早在一年之前(1934年初)就已有出版选集的打算:1934年初(农历为1933年末),沈从文婚后只身回湘西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在从桃源到辰州的小船上,在校对随身携带的《月下小景》时,他确认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吃饭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3]正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重新发现,才使他有了编印选集的想法,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作者: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辛酸的年月,1979年,你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上岗,就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出版四十余种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等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文学期刊;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你已为我抄了好些篇文章,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丁景唐: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上世纪30年代, 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按照茅盾当年的说法,它是《大系》的第一辑,展示着我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辉煌实绩。

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十一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

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穿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30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现在推想起来,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复古的,读经的,尊孔的,甚嚣尘上,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才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这太重要了。就此,我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10卷本的想法。

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作者:据说,上世纪40年代初,赵家璧先生在重庆曾想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选收“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无奈日寇入侵,战火频繁,限于客观历史条件,未能如愿。

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断生活。)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丁景唐: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本可着手这一工作,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因此想编第二辑只能是空想。

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所以,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同样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时机才到来。于是,我有了更大胆的计划,决定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着手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即第二个十年(1927年—1937年)的20卷本。当我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大系》撰写序言。

应当还有不少文章可以用,但我却想至多只许选十五篇。也许我新写些,请你来选一次。我还打量做个《我为何创作》,写我如何看别人生活以及自己如何生活,如何看别人作品以及自己又如何写作品的经过。你若觉得这计划还好,就请你为我抄写《爱欲》那篇故事。这故事抄时仍然用那种绿格纸,同《柏子》差不多的。这书我估计应当有购者,同时有十万读者。[4]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1982年,我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夏衍在电影、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接着我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以后,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

信中沈从文不仅明确说出了编印选集的设想,而且就列出的篇目来看,也是他各种题材和各类文体的代表作,他自己还打算专门写一篇总结和介绍的文字,可见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较为精心的设计,预想全方位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成果。而这种规划来源于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读者影响的自信。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我们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已渐趋成熟,在读者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例证的是,1936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量并不大,但这一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他六部小说集,其中除《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外,其它选本如上海万象书屋出版的《沈从文选集》、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以及上海新象书局出版的《沈从文杰作选》,这三个选本都是盗印本,盗版和选本的大量出现,表明作者此时在读者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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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作者:据说,你在《大系》的编选作品工作中定下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除明显的错字外,不做任何改动。”这出于何种考虑?

《沈从文选集》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丁景唐:其实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大系》第一辑的《小说二集》时采用的。50年后,我重提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备尝资料散佚、版本混乱之苦。而《大系》第二辑却能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并标明出版年月,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上海万象书屋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分别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文。其中,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诸集为第一个十年的《大系》所未曾独立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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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100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续编工作启动于1983年。20卷共1200余万字,原计划三年完成,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料上的困难等问题没能如期完成,待最后两卷《史料·索引》出齐,已是1989年10月,整个出版过程达五六年之久。

《沈从文小说选》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此后,我又担任了第三辑(1937年—1949年)和第四辑(1949年—1976年)的顾问,还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至于那个坚持收录初版本的编选原则,以后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贯彻发扬。

上海仿古书店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作者: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终于完成,至此,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像一份厚礼齐齐整整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蔚为壮观。你作为它的第二棒的接力者,以及第三棒、第四棒的“总领队和顾问”,当时很高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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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不用说,我肯定比你们高兴。这不仅因为我是这套书的竭力推崇者,更是这项工程的实施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三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共五十卷;第四辑和第五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也是五十卷。想当年,赵家璧先生倡议发起并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只有10卷,现在使这部皇皇巨作扩大到了100卷。看到接力的后来者出色而非凡的成绩,我当然欣喜万分。“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不管怎样,我为中国新文学干了应该干的事,希望相关专家有用,也希望优秀文学得到后人的传承,此,我心足矣!

《沈从文杰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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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象书店

丁景唐

对此,他自身也有所自觉,除上文书信中的言词外,在之后的回忆中,他对自己不同阶段的写作水平就有较为清晰的概括:“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5]三十年代以后,因转入大学执教,他的生活稍显从容,且有机会进行知识上的充实和写作上的训练:知识上的充实,如他在武汉大学期间对传统说部和佛经的阅读;写作上的练习,则包括他担任语体文习作课程时,为了教学的方便而对用笔的自觉探索,这两方面的共同产物之一就是《月下小景》。沈从文此次回返湘西,又正值他写作《边城》之际,对于写作已有独到体悟,故在船上重读、校改自己的作品时,能够看出其潜在的经典化的可能性,因此有了编印选集的想法,这也表明,《从文小说习作选》正是沈从文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后,自觉进行的一次自我经典化。而赵家璧在为该书所写的广告中,所强调的也正是沈从文的选择过程:“沈从文先生十年来所写的小说,单以数量计,可以说超过任何新文学的成就。这一次应良友之请,把他自己所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集成一巨册,包含十几个短篇,一部长篇,一部自传,共计四十万字。喜读从文小说的读者,都不应错过这部书。”[6]当然,沈从文的这一“选择”与自我经典化,也与他的文学史诉求有关。

1920年4月生,浙江镇海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蜜蜂》文艺半月刊和编辑多份进步刊物,领导过学生刊物《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等。1944年光华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

其实,在此之前沈从文就在积极寻求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其方式是文学批评。如在《论冯文炳》一文中,他就将自己与废名的写作并举,他认为“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7]。前一个“作者”指废名,“本论作者”是指沈从文自己。不仅如此,他还以《雨后》为证,表明自己甚至比废名还要优秀:“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8]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是将废名放在周作人的美学谱系中考察的,这种论述也就顺利地将自己划归京派行列[9]。

1949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辑,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另一种方式是在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将“五四”一代历史化,从而争取自己这一代的出场机会。如在论及鲁迅时,他就认为是“时代促成这作者的高名”,而“五四”一代名作家所赢得的名声似乎都是时代使然:“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莫不从那情形中为人注意,又逐渐为世所遗忘,鲁迅作品的估价,是也只适宜于从当时一般作品中比较的。”[10]在《论中国创作小说》这篇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长文中,沈从文对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代”的社会学划分,将“五四”一代成名作家历史化,并以自己的美学标准进行评价和定位,从而为自己及同代人的出场做准备。

然而,“五四”一代似乎并未如沈从文所预料的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再次引起文坛关注,这同样应归功于赵家璧,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从1935年起,由胡适、鲁迅等“五四”成名作家所编选的十卷本《新文学大系》陆续推出,可见,进入三十年代,两代人都在为自己的文学史地位努力。本来沈从文对此也满怀期待,甚至在《大公报》上撰文推荐:“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很觉得是件快乐的事。”[11]但当他看到出版物的时候,却极不满意,尤其是对鲁迅所编选的《小说二集》,沈从文认为:“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温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弥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过高,皆与印行这种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12]这一集所涵盖的范围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作品,也是沈从文可能被划归的范围,他的不满很可能与自己的落选有关,这从他所提到的与他同时且相熟的项拙、胡崇轩(也频)可以看出。虽然鲁迅有诸多不选沈从文的理由,但已成名的沈从文无疑还是深受打击,《小说二集》初版于1935年7月,而沈从文与赵家璧确定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是在该年10月,也不排除“大系”所带给他的刺激,而这个选本的适时推出,也可算是沈从文对“新文学大系”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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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代出版

二、文坛形象的重塑

选集的编印固然可以看作是沈从文的主动规划,是意识到自我的写作能力、鉴于文坛影响和文学史定位等因素后的自我经典化,但如果回到历史情境中,沈从文的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文坛压力,不得不重新打造自我的文坛形象,这是理解《习作选集代序》中一些潜在对话和驳诘话语的关键。

沈从文可能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职业作家,他早期在北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稿费。为了卖稿,他既要熟悉文坛时兴的风尚以获得稿件的出路,同时又要以高产维持生存,这使他早期在文坛的形象趋于负面:一是“空虚的作家”,赐予他这个称号的,首先是韩侍桁。在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中,韩侍桁认为:“若顺序地读了这位作者前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在韩侍桁看来,在形式上沈从文的写作选用的是“一种最易于模仿而是轻飘的文体”,内容上则显得空虚,题材显得狭隘[13];其实早在1925年林宰平就曾发文,批评沈从文以笔名休芸芸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小说《遥夜》,认为这个作品“凄清,颓丧,失望,烦恼”,并对青年学生的虚伪和堕落提出严厉的批评[14],但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学生,林宰平的这一批评似乎失去合法性而显得无效了,但这正表明沈从文对当时文坛风气的模拟已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林宰平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第二个形象是“多产作家”:署名安升的作者在1935年发表的《天才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一文中就很刻薄地说:“沈先生的创作,似乎比他的年龄还要多。”[15]即使较为持中的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一文中,也将沈从文定位为“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而惊人的作家”,并顺次罗列了他的二十多个单行本著作[16]。相对于同时代其他作家来说,沈从文的创作量和单行本的数量确实比较多,根据《沈从文著作中文总书目》的统计,在印行《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前,除去17部有题无书的集子之外,十年间他已经出版了47个单行本,平均是每年四到五本的速度,所以“多产作家”的名头对于沈从文来说并不冤枉。

而沈从文对批评家的这些说法也比较敏感,并且从一开始就积极作出了回应。如针对唯刚的批评,他就立即通过《晨报》公开致信表明自己的非学生身份,并由此获得了林宰平的同情和帮助;对安升的批评,他为此还致信胡适寻求帮助,“甚盼能作一文章,质之社会”[17];而对于韩侍桁的批评,他也一直耿耿于怀。有时他甚至会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这类批评进行驳斥,如《旧梦》一文,他就预先对道学家和批评家的反应进行了揣度和应对,对此陈子展在《沈从文的“旧梦”》一文中指出:“这是书中主人公很郑重的一段告白,也可以说是对于那些‘妄诞之极的道德家与批评家’预设的一道防御线,因为书中关于情欲的官能的描写,很有大胆的地方。”[18]陈子展的判断可能恰好点到了沈从文的关节处。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与不自觉,正说明了身处新文学话语场中的尴尬处境:即,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从文学市场着眼又不得不如此,这也为他后来的转变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当他一旦有能力与新文学的生产机制分庭抗礼,他对市场的批判也就格外激烈。编选《从文小说习作选》之时,也正是他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他不仅创作上进入了成熟期,而且通过教学和编教科书,已经摆脱了职业作家的身份,进入了北平的知识精英圈,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写作,也有条件对自己早期的形象进行反省和重塑。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针对空虚与多产这两个称号再次做出积极回应,在序言一开始,作者就召唤出一个对话者与之展开对话:

先生,真亏你们的耐心和宽容,许我在这十年中一本书接一本书印出来。花费金钱是小事,花费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我心里真难受,我们未必全有机会见面或通信,但我知道你们我相互之间无形中早已有了一种友谊流通。我尊重这种友谊。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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