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

原标题:郭英德: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京师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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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 ...

1945年,郭预衡先生(1920-2010)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1884-1955)的助教。随即考上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1880-1971)的研究生,1947年毕业于该校史学研究所。在此期间,郭预衡先生“替余老翻类书,校《世说新语》;从陈老查史源,做考据"。广泛涉猎子部、集部诸书,打下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院校调整后,郭预衡先生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

郭预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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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美丽女老师的课上似乎总隐隐藏着一个暗示:纠偏。这在“中国文学史”的导论课上,已昭昭可辨。作为所有中文系课程设置中绕不过去的必修课,台大选用这么年轻的女教师来教文学史,这本身就是对“重写”、“重读”文学史的践行吧——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狭义的“重写文学史”其实是回应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让女性的声音可以获得出口。比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只提到了五位女性作家,并且全部在宋代以前。仅此一点,就可看出“重读”、“重写”之必需了。

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好书推荐。在学术研究方面,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撰著《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历代散文史话》《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简史》《中国散文史长编》等著作,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系列教材,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学家。

郭预衡作品《中国散文史》

在常规对于文学史读物的推荐环节,欧老师虽开出了如下书单,却言之在先曰:“转益多师是汝师”——我开给你们的书单,并不代表其中任何一本都是真理,相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只是你们要多多读不同的著作,才是为学之道。

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好书推荐。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作为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才、学、识兼长,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自铸伟辞,标炳千秋。

  

  •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 2.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 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好书推荐。3.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 4.王国璎:《中国文学史》
  • 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好书推荐。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 6.宇文所安等:《剑桥中国文学史》

  本报讯 (记者 张弘)2010年8月4日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预衡因病逝世,享年90岁。前日,郭预衡遗体告别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花厅举行,数十位白发弟子送别了恩师。郭预衡著有《中国散文史》三大卷,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空白。

新葡萄京娱乐场33395: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好书推荐。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列出那么多名字几乎一样的书,有什么意义呢?且让欧老师来告诉你,她建议你怎么读。而在讨论怎么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听听欧老师对于这个书单的框架标准——文学史观。(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史家之心:涵泳历史海洋

  学生、友人一起送别

一部文学史的成书逻辑或最大的价值,其实并非作家作品,而是挑选及解释历时性及共时性作家作品的标准,以及串联它们的方法,也即,文学史观。以上书单中的大部分书,都秉承着一个著名的文学史观,也是影响我们近百年来对于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判断的一大史观,即胡适先生在其《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脱胎于演化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简单说,在这一史观的眼光下,文学是朝着某个固定的目标前进的,即现代一定比古代更进步。所以白话文一定优于文言文。不仅如此,历代的问题变迁也皆是为了“进步”而改变。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从小不经大脑便张口即来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历朝问题代表作,也不过是被胡适先生洗脑的结果啊。

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序言》中开宗明义说:

  郭预衡先生从教半个多世纪,弟子近万,他的学生如今不少也年过八旬。在当天的遗体告别式上,一些很少出门,两鬓斑白的学生如邓魁英、林横方、刘忠敏等人都去送别了恩师。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事实是什么呢?

《中国散文史·序言》

  与此同时,郭预衡的多位学生、友人、后辈纷纷著文纪念郭预衡。著名学者童庆炳1955年成为郭预衡的学生,当时郭先生给我们讲的多是古典散文。他对自己所讲的内容真正地做到了如数家珍、烂熟于心的地步。特别是讲韩愈和柳宗元的为人和为文,他讲得特别深入,给我们的教益很多,启发很大。由于他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所以我留校任教后,也就很快熟识起来。郭预衡先生为人和治学两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举个例子:在“线性进化”的文学史观下,胡适竭力称赞韩愈“作诗如作文”的态度,同时批评杜甫的《秋兴八首》为诗谜。但朱光潜先生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 胡适的后的意见”中曾引宋代严羽评价宋诗的话说: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味如嚼蜡。被胡适赞扬的“作诗如作文”的作诗之法,其实就是宋诗之道。在文学史而言,韩愈是唐转宋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诗运衰落的一大关键。

写这部中国散文史,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熊宪光1978年成为郭预衡弟子,他撰文回忆说,郭预衡先生为人为学,求实求真,十余年前,郭先生曾撰《做人和做学问》一文检讨平生,说自己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熊宪光为郭预衡敬献的挽联是,传薪续火撰皇皇巨著,丰碑永在众皆仰;树蕙滋蘭育济济英才,典范长留世共钦。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告诉宋代的文学家说,我们认为你们这一时代最大的成就是宋词,他们一定不会同意。如果你去告诉苏轼,我们对你的定位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一定不会答应,他会恨你。对他们来说,诗言志,而词只不过是诗余罢了,是平时发发牢骚抒抒情来的,他们最重要最严肃的内容,依然在诗里;又比如,如果你告诉曹雪芹,他是明清小说的第一人,他也一定不会高兴,因为这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代表作啊。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多少年来,有重要之作也许就这样被忽视和掩埋。

这“三点奢望”,实为《中国散文史》撰写的三大旨趣,简明扼要地揭示了郭预衡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

  填文学史研究空白

言归正传,那么以上的书单要怎么读呢?当然是取其精华,毕竟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架上,这几位足够学问足够分量来撰写文学史。比如刘大杰先生,文字酣畅淋漓,诠释与考证都具有真知灼见,尤其是文学史观未受政治影响的“文革”之前的原本。而叶庆炳先生的文学史,则是台大课程的教材,其优势在于尽量客观地综合各家意见,不带太多个人主张,但是隐隐之中依然还是可以看出叶先生也是以五四“线性进步历史意识”为建构的。

概括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表现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

  郭预衡教授是直隶(今河北)玉田人。1920年11月生,郭预衡1941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受业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刘盼遂、孙楷第、顾随等文史大家,毕业后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同时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国学大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顾随先生曾在日记中对郭预衡有较高评价:日文英文俱有根底,勤学深思,辅大校友中不可多得之才。新中国成立后,郭预衡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出题人就是郭预衡教授。

台静农先生的史作,则是其上课讲义之整理。台先生对弹词、吴歌西曲等民间文学有特别造诣,但是当然,他本人依然是五四文人。王国璎先生的特点,则在于用文类流变来勾勒文学史的表达,并吸收历代评论而融会贯通。而近年来颇受学界褒扬的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欧老师的特别推荐中。章、骆一书,以一种独特的演化观——虽然也是演化观——解读文学史,但与胡适不同,或者说高于胡适之说之处在于,他们所主张的“演化”,是凸显自我觉醒的进步史观,及历史进步的目标,是个人的自我觉醒。关于这一点,在此书洋洋60页的“导论”中,已明确表达,非常建议大家有空一读这篇精彩的论述,大概可称为当代之“人的文学”。(注:此处为广告,笔者加塞私货,不是欧老师建议。)

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征引丰富史籍,选录文学作品,搜辑前人评论,以此构成多姿多彩的文学史场景,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让读者亲身触摸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在学术研究上,郭预衡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他在散文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素为学界推崇。他以一人之力,花费19年完成了160万字的《中国散文史》三大卷,学界称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历代散文史话》等,并与人合编《历代散文选》。除此之外,郭预衡书法造诣很深,并为本报书评周刊科举百年祭专刊题字。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赠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

最后,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去年以来被热议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自然位居欧老师special list。此史的珍贵之处在于,尽量不受所谓先行的史观主宰,而使用接受美学的方式,透过历代读者的角度来重写——后人如何运用前人作品的成果,再产生他们时代的文学成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回到当时,看他们怎么想,而非我们现在怎么想。另外,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用文化研究的知识结构参与,以给予文学更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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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他山之石,那么不如八卦国外更早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现知最早的英文所著之中国文学史,为英国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于1901年所撰,早于中国人林传甲于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所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郭预衡先生虽然对“文学史长编”的编撰体例有所非议,但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和掌握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手文献,却殚精竭虑地组织编撰了五大册、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郭预衡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此书“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以上,其实是欧老师“中国文学史”课程导论部分的后半段,在前半段中,欧老师已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要处理的问题”等等,先行探讨了文学史的前提。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理解欧老师授文学史之逻辑与方式——不分析文本,不探讨思想,也不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因为这些都不是文学史的任务。分析文本的是文学批评,探讨思想的是思想史,归纳普遍规律的,则是文学理论。关于这些科目,有相应课程具体阐释,当然,欧老师友情列出私人书单,仅供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内容简明、资料丰富,从实用的角度看,的确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教师提供了授课的便利,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便利,也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了自学的参考。而从文学史理念来看,此书的真正价值则是藉助于征引详实丰赡的第一手文献,将读者带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在阅读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 7.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在六种文学发生学原理中,有一种叫做“自我表现说”,厨川此书,吸收了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理论,提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译者为鲁迅,译出后,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 8.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奥威尔在此文中归纳了写作者的行为动机:纯粹的自大,对美学有所要求,历史的冲动,政治的固定等。)
  • 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 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 1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著名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文系又一必读书目。)

阅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的读者,大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厚厚三大册书中,选录了成百上千篇散文作品,有的是全篇迻录,有的是片段摘录。对于这种撰述体例,郭预衡先生曾有明确的解释。他说:《中国散文史》“注意列举作品,结合作品进行论断”,这样才能便于读者“具体领会”。“在散文史中如果不见散文,而只见一些关于散文的议论,则从这样的“史”中,读者是很难得到“史感”的。因此,我在一些论是中,尽量结合作品实例,务使读者者知我何所据而云然。”

《中国散文史》中选录的散文作品,是郭预衡先生在浩瀚的文海中精心择取出来的,并做了简要的评述,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散文生动活泼的历史现场,为读者提供触发“史感”的鲜活媒介。试问,如果删除了这些散文作品,只凭撰史者自说自话,此书岂非只剩下一具骷髅,还能葆有如此诱人的“史感”吗?

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另一个特点。

1963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是“著为功令”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国通用。郭预衡先生在使用这部教材授课的过程中,撰写了《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秦汉文学”一编》一文,主要阐明如何从“史”的角度来写文学史,强调运用“史笔”,构成“史的体系”。他认为,在文学史中评述作家作品,应该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评论”或“作品赏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郭预衡先生说:

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就不应仅仅限于作品分析的范围,而是应该把一部作品放在全部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看它究竟比前代的作品有了哪些新的成就,新的特点。例如关于《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描写,就不能不和前此的《左传》或《战国策》作些比较,从而具体地指出《史记》一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究竟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文学史评述作品,如能从“史”的发展角度落墨。我以为既可以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又可以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予读者在一般作品评论中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史的发展的知识。

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在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中有着大量精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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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析《国语》写作特征时,郭预衡先生指出其“记事之中,又侧重记载人的言论,从事件中引出教训。这和用于‘教诲’的目的是有关的。《尚书》多训诫,《春秋》寓褒贬,《国语》记教诲,这是一脉相承的”。

论及东汉末年曹操下令求贤、无所顾忌的文章,如《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郭预衡先生说:“由于思想打破了传统,文章也就别具声色。两汉以来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应、引经说教的习气,在这里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已经中断了几百年的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在这里又露了头角。”“其放言而无所顾忌,形式之自由随便,也可以说又恢复了先秦诸子文章的这一特征。”

论述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章的内涵时,郭预衡先生指出:“(这)是北宋以来,包括苏洵的论政论兵之文的继续和发展……苏洵论兵,主要是考古证今;而弃疾论兵,则从现实情况出发,更切实际,其所达到的深度,又非苏洵可比。宋人论兵之文,从尹洙的《叙燕》《息戍》,到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且有发展的。”

辨析明中期散文家王慎中的审美倾向时,郭预衡先生说:“慎中之为文崇尚曾巩,主要是崇尚他那儒者之文的‘醇’风。这一点与金、元之儒以及明初杨士奇、李东阳等人论文的观点一脉相承。金、元之儒多讲‘韩、欧’,而慎中则与杨、李偏重曾巩。”

解读姚鼐《登泰山记》的写作特色时,郭预衡先生说:“(此文)不似明人之抒写情趣,也不似元人之详记道里,而是随文辨证,意在征实。”“这样的文章,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虽然比不上唐、宋以来某些游记,却是有新的特点的。”

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这些精彩的作家作品评述,往往上下贯通,独具只眼地寻绎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构成川流不息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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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还是发挥自身的史识,重构文学的历史空间。

1962年12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编辑约请郭预衡先生写一篇书评,于是有《从魏晋南北朝一代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读文学研究所新编<中国文学史>》一文的发表。在这篇文章里,郭先生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描述时代背景如何写出时代特点,一是评论作家作品如何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家的“全人” 。要之,在文学史著述中凸显“史识”,这是郭预衡先生的自觉追求。

具体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识”,集中表现为擅长于细致入微地解析历朝历代的文学现象,提纲挈领地概括历朝历代的文学特征,独具慧眼地揭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历代散文丛谈·序言》中,郭预衡先生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这些时代特点,在《中国散文史》每一编的《概论》中,扣紧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更为详尽而准确的论述。

例如,谈到唐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先生认为,唐初“由于破格用人,科举取士,士人从政的机会多了,作官的欲望也大了。欲望不得满足,形诸文字,就产生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之文。这类文章,形式虽似六朝,实则不同于六朝,思想情感都是新的。这样的文章,与直言极谏之文虽不同调,却同属唐初治世的文学现象。因为这些作者虽发牢骚,却是出自从政的热衷。这种牢骚,乃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

又如,在《中国散文史》第六编《明代》的《概论》中,郭预衡先生指出:“元季虞集、柳贯、黄溍、吴莱之文,都是‘道从伊洛’‘文擅韩欧’的。明初之文,沿此余绪,固是文章自身的发展,有其承前启后的嬗变规律。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文章恰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和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文教政策分不开的。”那么,朱元璋的文教政策有什么特点呢?郭预衡先生分析道:朱元璋固然“崇尚儒学至为明显”,但不同于“唐太宗优容大臣,宋太祖不杀言事之人”,朱元璋不仅“雄猜好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以文字疑误杀人,”(同上《明初文字之祸》),而且对于文章写作,往往横加干预。在朱元璋政令指引之下,明初作家如宋濂、王袆等人,“秉笔写作,自然而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其波澜意度,也自然更加步趋前辈儒者”。

郭预衡先生指出:“从一个作家的新的贡献和特异之点来论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这是鲁迅的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而这也是郭预衡先生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他在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往往“循其上下而省之”,“傍行而观之”(郑玄《诗谱序》),在纵横交错的历史维度中,确定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以此体现文学史家的独特“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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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于1982年4月的《“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韩文异议》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认为,宋人推崇韩愈文章,认为《原道》《行难》《禹问》《争臣论》等论说文章,乃“诸子以来所未有“。其实不然,如《原道》,尊孔孟,排异端,但思想高度“并未超过一千年前的孟轲。道仁义,辟邪说,都和孟轲如出一辙。不同者,孟轲所排者‘杨墨’,韩愈所排者‘佛老’而已,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的创造”。而且,韩愈有的政论文章在理论上还自相矛盾。因此,韩愈为文,尽管有时剑拔弩张,但在理论上至少是不够严密的。这是因为他本来不是思想家,而仅仅是宋人所谓的‘工于文字者‘“。至于宋人认为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赠序”之类,如苏轼。但是这类文字大多“架空议论”。“铺陈过当,理不胜辞”。郭预衡先生推翻前人之说后,特别标举韩愈的“谀墓之文”和“游戏之文”,认为这两类文章是“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他认为:“‘谀墓’乃是撰写墓志的古今通例,自从蔡邕以来就是如此。一般说来,凡遇家属为死者求铭,作者总不能不多说好话。古人写墓志,正如今人写悼词,多说好话,乃是不可避免的。今人尚且如此,哪能苛责古人?”韩愈的墓志铭,“不仅是精彩的叙事文章,而且是传神的人物传记”。如《柳子厚墓志铭》《李元宾墓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皆是如此。至于韩愈的“游戏之文”,则以《毛颖传》为最,“所有叙述,都是和毛笔双关的话。其中没有一点取自真人真事,但使人读了,又无一处不酷似真人真事…….叙人事是真实的,说毛笔也是贴切的。其逼真的程度,简直令人忘为寓言,而以为实有”。《毛颖传》的意义在于“痛切地有感于人材不尽其用”,“其典型意义是相当深广的”。因此,这样的文章,是“更高于真人真事的传奇作品、以至传记文学“。

郭预衡先生还擅长于论作家而顾及“全人”。如《再论李清照》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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