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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原标题:宋念申:困扰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结底和我们如何认知“现代” 有关 | 访谈录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论前提与论证逻辑,讨论此概念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以期在批判借鉴西方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建构学科主体性、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方向。

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曾经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深刻影响了许多人,该书对于国民性格的剖析至今仍旧被人屡屡引用。最近,孙隆基再次出版新著《新世界史》,提出“全球化的新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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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线历史;民族国家;历史语境;方法论

学者;民族文化;西方;调整;国民性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向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宋念申主张,这是不恰当的。

李杰琼,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北京 100048)。

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曾经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深刻影响了许多人,该书对于国民性格的剖析至今仍旧被人屡屡引用。最近,孙隆基再次出版新著《新世界史》,提出“全球化的新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

宋念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教历史。2015 年开始,他应邀在国内开设专栏《发现东亚》,讲“东亚与现代”的关系。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论前提与论证逻辑,讨论此概念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局限,以期在批判借鉴西方学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建构学科主体性、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方向。

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不论中西,其实本身所遵循的方法和视角,都是诞生自西方的,而这样的历史学,对于解释和研究中国这样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是否能畅通无阻?在今天的学者看来,似乎应该有所改变,重新梳理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与文明,也重新建构自己独有的历史记忆。

《发现东亚》的大框架来自他在美国所教授的东亚史概论课。这是一门针对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因为专栏的内容更针对中国读者,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在区域的框架里探讨“现代中国何以形成”。

复线历史;民族国家;历史语境;方法论

西方到东方的史观

今年 7 月,《发现东亚》结集出版。在前言里,宋念申有一个老实的说明:“这本书不是一本研究性著作,并无对史料的深度挖掘或独创的发现。使用的材料,除了少数来自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大都提炼自现有的著述。书中涉及了很多不同领域。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肇始于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自20世纪70年代起影响人文领域,不少学者逐渐接受如下观点,即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建构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理解。在这股学术风潮的影响下,不少历史学者将研究焦点由史实转向了历史叙事,即历史的语言形式和叙述形式。

现代历史学发源于西方,建构在现代史学上的中国近代到当代历史,同样全盘采用了西方现代历史学的整套体系,比如民族、国家、文明古国等等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史观的基础上,以西方历史学的方法去看待中国历史。

对这些领域的专家而言,我的介绍可能是常识性的。我的工作是尽量摘取较为前沿的研究,加以整理,用几个连贯的主题串联,加入我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然后转化成面对普通读者的文字。”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由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撰写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后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杜赞奇本人也被视为在中国和东亚研究中实践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杜氏在该书中对“民族国家”线性历史的挑战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复线历史”概念业已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丰富现有新闻史研究视阙的一种可能途径。[1]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史观为中心的现代历史学正在慢慢发生着改变,从二三十年前开始,“去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逐渐成风,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去西方中心化的话题说了许多年了,也有很多著作出来。我们在做东亚史的一些研究时,也会用新的观念去讨论东亚历史。”

“作者的视角和理解”部分体现在试图修正成见,与之对应产生的还有作者的担心。一个重要的担心关于人们的“史观”。宋念申担心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这种拜物教式的崇拜。因此,写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担心。拿宋念申在书中的原话来讲:“困扰今天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对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群)人、某一件事的责任认定,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定。”

如何评价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结构的挑战及其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工具“复线历史”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该问题的解析,尝试回应学界关注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等问题。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西方中心的现代史观建立,和现代化发轫于西方有直接的关系,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逐渐完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方史观中的种种局限进行思考。李河说,“从1500年左右世界市场的出现,全球化的出现以后,西方国家史学发源得更早,因此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也更大。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史的概念出现。这里面就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世界史为什么都是发达国家的人去做?第二,西方人之所以能做世界史,建立在一个逻辑上,认为世界是单线发展的,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发达,也就是说,现在的发达国家的状态,就是落后国家的未来。”

宋念申认为,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向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在这种时间观中,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要比过去”先进“;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保守”。这套逻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文明的胜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蛮人”。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一、挑战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概念

但世界并不仅仅这么简单,李河说,“20世纪以后,开始有学者反思这样的模式,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这些思想家们开始提出,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它的发生、发展、兴盛乃至衰亡都是独特的。这样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学者李河,从叙事拯救历史。这样的逻辑可以套用在国家的相处中,也可以用在国内的事务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这种史观会怎么塑造社会的未来?宋念申觉得这需要反思。

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从挑战民族的概念开始,将我们视为自然的“民族”(不论是概念,还是认同)问题化,从民族概念的不稳定性、民族形成的偶然性和争议性等三个方面,向这个统一的、连续的历史主体提出挑战:第一,民族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第二,民族认同的含混性、变化性与可替代性;第三,民族利用“他者”建构自身的知识生产方式——民族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2]

另外一面,后发国家的学者们也开始游离出西方历史观的范畴,李河说,“到上世纪,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大量进入西方学习,同时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反思,认为原本西方的那一套叙事方式不能完全解读各自的历史文明。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去叙述本民族的历史,成为了潮流。对于东方来说,可以说是东方史观的开始。对于全世界范围来说,则是一种别于西方中心的自我中心史观开始出现”。

光从履历上看,宋念申的个人经历跨度很大。他出生于北京,大学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中文。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那时“文青”,抱有新闻理想,1996 年毕业后到了《环球时报》工作。遇到《环球时报》开设国际时评版, 1999 年开始做该版面的责任编辑。

在此基础上,杜氏明确了他对民族概念(及以此概念作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基本认知和主要态度:“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3]

从国民性到国民史

在《环球时报》,宋念申得到在职留学机会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选专业有一个要求是必须选和目前工作相关的专业,但数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已经让宋念申讨厌新闻,原因大致讲就是他看到了新闻报道中新闻价值的丢失。于是,宋念申选了与工作相关的“比较政治”专业。做硕士论文时,他感触于 2005 年左右采访报道由“高句丽王城申遗”所引发的中韩外交争端,和导师商议后,论文以此为题。

为什么杜赞奇的理论建构以挑战“民族”概念为起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大背景,即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史学家和哲学家重新开始尝试从人世的角度解释历史,叙述体再次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要体裁。这种体裁需要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与此同时,历史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产生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所谓的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这个主体就是民族国家。研究者汪晖曾这样概括19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的特点,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4]由此不难理解,杜赞奇以挑战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为任务的理论建构,其第一步必然从挑战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国民性讨论,本身源于西方史观下的视角,讨论的基点是民族主义乃是种族主义,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乃至种族主义本身的局限和负面作用,越来越被学者们所重视。

一个 1200 年前就消失的国家竟然会在现在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宋念申认为这是一个荒谬又无聊的争论。中国和韩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很晚的,一百年而已。而且即使是民族国家,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不能共享历史呢?

杜赞奇认为以民族为主体的线性的进化论的启蒙历史具有压抑性,即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带来了极权与封闭。[5]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与韦伯的学说,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的批判,杜赞奇具体解析了启蒙理性的阴暗面和启蒙历史的压抑性。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杜氏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首先,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的进化论思想为19世纪晚期的整个殖民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其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关于历史、民族和种族的封闭的、相互定义的话语,其中民族合法性的惟一根据是这个种族是否能适应或推进历史的进步,也就是说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分享了类似逻辑。

在今天,国民性的观念正在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这和西方中心的史观演变为更多元的史观有着重要的关系,李河说,“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出现,大概从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专门讲述过民族精神的概念。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和思想者。包括中国的国民性讨论。

写作论文期间,宋念申读了芝加哥大学两位历史学者的书,其中一位是杜赞奇,另一位是 Bruce Cumings。相比于比较政治,他开始更倾向于认同历史的论述角度和方法。硕士毕业后,宋念申辞去了在《环球时报》的工作,开始申请博士。

在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评的背景下,杜氏指出“现代帝国可以统治非民族国家这一命题并不纯粹是描述性的,它必须不断再生产,才能使民族国家的帝国统治名正言顺。”[6]这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无疑属于一个宏大的“殖民化”工程。

这样的讨论直到今天还依旧存在,太多全称式的判断都来源于此,李河说,“这种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表述,总是难免出现,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不是说全无道理,很多时候都能找到支撑的根据。但是坏处在于,历史有太多的个体的事件、现象、人物,简单化的叙述往往会导致激进的民族主义,因此,适当地调整是应该的”。

他去了芝加哥大学,跟着杜赞奇和 Bruce Cumings 开始学习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依然关于“东亚现代”,2018 年在剑桥出版社出版。

至此,我们能够基本理解杜赞奇为何将理论批判锋芒指向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在杜氏看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和主体建构的整个工程,都是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等级之内运作的,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的东西。杜赞奇在导论中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具体任务描述为“既要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7]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国民性式的判断,很多时候等于把自己特殊化,置身于他者的角色之中,李河说,“我们现代化已经这么多年,如果依旧用那样的观点去看待自身,恐怕就会有许多问题。包括一些看似褒义的,比如说我们长于形象思维,长于情感等等,其实都不一定符合现代观念”。

博士毕业以后,宋念申先在瓦萨学院做博士后, 2016 年拿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教职后,便在这所公立大学里教授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杜赞奇从揭示“民族”概念是一种“不稳定和偶然的关系”开始,向“民族”作为统一连续的历史主体的观念提出质疑,指出可以将民族历史看作像民族概念本身那样具有偶然性,向以民族作为主体的进化论的或目的论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的任务。

如何找到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和对自我文明新的理解?就有赖于一个更能准确认识自我历史的范式,同时也避免西方中心史观中负面的影响。李河说,“比如韩国,以前的历史我们看来很清楚,因为都是用汉语写的。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尝试以本民族的方式去记录历史,这对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历史记忆,很有帮助。而这样相对于西方中心史观的,自我中心史观,在全球范围内已成潮流。历史写作范式的变化、颠覆和更新,也成为一种常态”。

在《发现东亚》的作者介绍扉页上,宋念申并没有写过去的媒体工作经历。从他自己的讲述中,你会发现过去的媒体工作经历,以及媒体工作经历之外的其他经历看似和他现在的工作差别很大,但其实都影响了他现在的选择和认识,其中有分裂的部分,也有一直保留其间的部分。

如何建立东方史观

囿于言论环境,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发现东亚》的后半段有敏感历史时段的论述略去了。包括一些特定词汇的使用,使得《发现东亚》出版后,很多读者反映这部书的后半部分看起来有点“曲意环护”的感觉,不如前几章清新,需要读者甄别。

强烈的自主意识,成为历史叙事范式变化的潮流,而出现的,不仅仅是新的叙事范式,也还有太多对原本历史观的颠覆和改变。

宋念申的下一本书写的是沈阳的一个社区。沈阳先是清朝的首都之一。近代以来的城市现代化和殖民的经历关联很大,后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沈阳成了中国工业化贡献很大的地区。但冷战后,受到新的经济安排(下岗)的影响,再有国有企业凋敝。他要研究这个社区从 17 世纪到现在, 370 多年的历史。

李河说,“西方中心史观,既然有中心,自然就有边缘。比如说对于殖民主义的描述,往往就会出现中性化、合理化的倾向。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写历史就会把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作为政治历史写作的关键。再比如说,在讲全球经济发展史时,难免会把欧洲当做现代市场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会忽略同时代,乃至更早时间里中亚等地区同样存在的大量的国际贸易现象。加拿大学者弗兰克有一本《白银资本》,就是讲述白银流通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再如滨下武志写的《中国朝贡体系》,叙述朝贡体系对于整个东亚的影响。”

在采访中,宋念申总说到一句话,“这不光是一个事实问题,这是背后的一套评价。”

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新的历史观涉及的是方方方面,李河说,“从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依赖,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现代政治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但是它忽略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人的朝贡体系对于周边政治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的国家、民族观念,政治秩序模式等等,都被套入到东方。但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在检讨和反思,仅仅从西方套入是不够的,甚至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写过一本《天下秩序》,直接说东亚三五百年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包括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都是新的历史叙述范式下的产物。”

关于宋念申提到的那个担心,即“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史观”。论及其中的反思,宋念申想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国家要发展,然后从经济角度发展,它强调的更多的层面是效率。我们现在面对的既有效率问题,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公平。而就公平来讲,你不能用发展主义的角度去看。”

各个文明都在倾向于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历史观,东方人有东方人的历史叙事模式。李河说,可以说,在西方中心之外,自我中心的历史叙事在今天已经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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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二元对立史观

《发现东亚》封面

不过,从西方史观到东方史观,到新的历史叙事范式,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

Q:好奇心日报

李河说,“新历史观的问题在于,每一个新历史观在选择新的叙述方式时,有时候就容易陷入二元对立之中,这种自我中心的叙事,会影响到学术之外的方方面面,比如,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述,容易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历史的写作就可能陷入到想象的乌托邦之中,从学术上来说或许没什么问题,但在客观上,会造成许多麻烦的问题”。

宋念申: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老师,《发现东亚》作者

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需要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宽容的态度,李河说,“如何调和西方中心史观和自我中心史观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互文本性,西方的史观中当然有很多好的东西,应该学习,而不是完全摈弃,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范式,也应该积极地探索和思考”。

Q:你的教学核心命题是东亚现代,这个是怎么确立的?

问题在于,当前的历史学,本身出身于西方现代历史学,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适合我们自己、有助于我们重建历史记忆的历史观呢?李河说,“一方面来说,西方史观、西方的史学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对的,有些基本的方法,是通行的。另外一方面,各种历史学流派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解释力,找到自己的解释力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纠结于它源自哪里。所以说宽容和开放,和坚持自我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容促进的。当然,从教育和观念的养成来说,引入批判性的视角,引入这些年来新的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客观而合理的历史观。”

宋念申:我毕业以后先到瓦萨学院做博士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叫东亚现代的相遇。就是“内容我们不管,你随便怎么教都可以。”这是美国教学的一个特点,他觉得有些课属于本科生的核心课程,你必须教,但一个老师一个教法。你不用使用同一套教材或同一套框架。

这个题目给我以后,正好跟我的兴趣点比较接近。因为我比较反对你做中国就做中国史,做日本就做日本史。所以我就把东亚统合起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讲授方式。不能一讲东亚就是中国加日本加朝鲜半岛,而是要看到他们共通的、一起经历的历史转型过程。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开始编写这个课纲。我比较强调一种流动的东西,比如思想的流动;如何接受和转化外来冲击;它内部的社会变化是什么样的;包括环境给这个地区的 16 世纪带来了一些什么变化?等等。

这有助于打破一个我们固有的概念:“中国史就是中国史,它是一条一直没有断过的线,5000 年。”日本史也强调他们最起码有 4000 年。要是韩国的学生来,他就要说’我们那个是 6000 年,我们学的是 6000 年的历史’。这个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尤其是生活在这三个地域的人,这几千年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交往,而且互相的界限不像我们现在以为的那么清晰。

把它们共同的历史经验找出来,带着学生去反思一些固有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叫东亚?我们从来都没有叫自己是东亚。借此启发学生对固有的知识框架思考或者反思,更好的是做批判。这是我当时大致的想法。

Q:“东亚现代”——为什么把“现代”的起点定在 16 世纪?

宋念申: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在美国来讲,大多数教授东亚史的老师会把所谓 modern 的起点定在差不多明清之际。他们觉得在明清之际有很多新的社会、历史、思想、政治的现象出现,而这个现象的出现对我们理解整体东亚的的朝向,就是目前 21 世纪东亚的转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应该按照我们的民族史观,比如中国讲从鸦片战争 1840 年才转,其实之前很多的转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想法在美国已经不是很新鲜的想法。可能对于我们习惯于中国的这一套历史教科书的人,读起来会觉得这个有点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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