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原标题:张伯伟: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 01期第84~91页唐诗研究是古典文学学科中的“显学”,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 20世纪更进入其全面创新的时期。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唐诗与庄园文化》、《唐诗与音乐》、《唐诗与绘画》、《唐诗与科举》、《唐诗与道教》。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诗话是中国古代评论诗篇的着作。诗话往往是随笔偶感,信手拈来,只言片语,简练亲切。写作诗话之风,盛行于宋代。明、清两代作者也很多。

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古典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唐诗研究;学术;唐诗与;辞典;文学史

如果你是一位古典文学发烧友,你一定喜欢这套丛书。“中华经典诗话”丛书精选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典的诗话、词话作品进行注释、评析,让你更深入地读懂诗词和诗词背后的故事,领略古典文学的韵味和魅力。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著有《锺嵘诗品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

唐诗研究是古典文学学科中的“显学”,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20世纪更进入其全面创新的时期。创新的动因首在于时代思想风会的变迁。古代士夫文人大多具有明显的复古意识,他们研究唐诗,通常是同寻求和树立自身当代文学创作上的楷模联系在一起,因而宗唐与宗宋、宗盛唐与宗晚唐、宗李杜与王孟,便成为纷争不休的话题,虽有活用传统之效,而不免挟带门户之见,在诗歌批评上留下好恶任情的偏执色彩。近世学者则一般建立起历史进化的观念,即使承认唐诗在文学史上的高峰地位,也不会将它奉作万世不变的典范,仅作为宝贵遗产来加以接受,所以研究态度上易趋于客观、冷静,重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不流于意气。与之相关,在研究方法上,古代除一部分考据性文字外,多使用直观式的评点,有丰富而精到的审美经验的积淀,终嫌偏于印象且不够系统。近世学者主要采取实证方法,勤于调查,严于考校,并注意在实证的基础上从事理论总结,以形成秩序井然的逻辑构架,从而使他们的学术成果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均大有异于曩昔。这可以说是20世纪唐诗推陈出新的基本趋向,当然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如果你想培养诗词审美趣味,提高诗词鉴赏能力,你一定不能错过这套丛书。这些作品既是文学爱好者所推崇的提高审美品位之作,也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经典之作。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1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本次推出的是第二辑。包括《诗品》《二十四诗品 续诗品》《东坡诗话》《词品》《李笠翁曲话》《本事词》。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古典诗话新诠论——复旦大学“鉴必穷源”传统诗话·诗学工作坊论文集》一书中所收张伯伟教授关于东亚诗话的宏文大作。文章体现了张教授长年来对东亚诗话文献研究的成果,资料丰富翔实,既有高屋建瓴之宏观判断,又有鞭辟入里之细节论述。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俍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2

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本套丛书装帧精美。插图典雅有韵味,和内容文字相得益彰。

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研究者不断扩大史料来源,对于“诗话”的重视与日俱增。其初关注重点为宋人诗话,研究者如郭绍虞、罗根泽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注重点转移到清诗话,研究者如郭绍虞、吴宏一、张寅彭、蒋寅等;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又开始关注明诗话,研究者如吴文治、周维德、陈广宏等。由九十年代后期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更将眼光扩展到域外的东亚地区诗话,如由中韩学者共同倡议成立的“东方诗话学会”,以及若干学者在东亚诗话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其工作尽管良莠不齐,但体现出的倾向是不容忽视的。诗话的观念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改变。与此相关的比如“诗格”、“论诗诗”、“选本”、“评点”等,也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与学科观念的明确、重视是相关联的。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3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4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5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一、 东亚诸国诗话观念的演变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二十四诗品 续诗品》内页图

诗话起源于中国,影响到韩国、日本(越南也有少数诗话,数量太少,姑且不论)。但三国文人的诗话观念并不一致,略述如下: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人生有诗意。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诗品》:我国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着

1.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唐诗与庄园文化》、《唐诗与音乐》、《唐诗与绘画》、《唐诗与科举》、《唐诗与道教》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如果你想了解“诗话”的历史,你需要读一读《诗品》。因为《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经典诗评专着。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如果你对五言诗感兴趣,那么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因为《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着。钟嵘认为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你有不同意见吗?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文革”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在热烈地展开,这对于唐诗领域的理论创新必将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并不能简单移植,要有一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加以逐步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其最终会开辟出怎样宽广的前景,我们且寄以厚望。

钟嵘喜欢摘引佳句,如 “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他也喜欢称赞别的诗,如称阮籍的诗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你知道他赞为“天衣无缝,一字千金”的五言诗是什么吗?

最早以“诗话”命名其论著的是欧阳修,卷首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因为是“闲谈”,所以态度是轻松的,文体是自由的,立论也往往是较为随意的。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历代诗话也就具备了这样的基本特征。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批评说,诗话“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所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此话虽然在章氏本人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代诗话共有的某些特征。这种对于诗话的整体否认,在明代就有“诗话作而诗亡”的口头禅,但恰能形成反讽的是,文人一方面在弹奏这样的老调,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汇编旧诗话、推出新诗话,以至于明清时代的诗话数量远超前代。后人以“滥”责之,也是有缘故的。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6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古人没有对诗话作过“尊体”的努力,但看来效果不大。明人文徵明(璧)说:“诗话必具史笔,宋人之过论也。玄辞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奚史哉?所贵是书正在识见耳。”(文璧《南濠居士诗话序》,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1页。)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并不能看到宋人有“诗话必具史笔”的要求或期待,即便有这样的议论,也未能得到后人的认同。文徵明在给都穆(玄敬)的诗话作序时,已经对此论有所反驳,清人方濬师也附和其说云:“此言极当。见闻博则可以熟掌故,识见正则不至谬是非。古人学问,各有所得,但当遵守其长处,若一概抹煞,岂非愚妄?”他们既肯定了“博见闻、资谈笑”的意义,在驳斥“宋人”论调的同时,也强调了诗话著作贵在“识见”。若无自家眼光,以拾人余唾为满足,则不啻矮子观戏,随人喝彩而已。

点击书影进入当当购买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7

《诗品——中华经典诗话》

相对于欧阳修,许顗《彦周诗话》中对“诗话”一体作了重新定义:“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虽有五项,但真正体现文学批评性质的,其实只在“辨句法”一端,“正讹误”涉及考证,其他三项皆属于记事。《沧浪诗话》倒是由五节构成,即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但严羽最自我看重的是“诗辨”。他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强调的就是“识见”,就是以“自家实证实悟”的观念撰著诗话,足可为诗话体赢得荣誉、舒一长气。可惜这样的观念,在诗话类中堪称凤毛麟角。1990年冬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的兴膳宏先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对诗话的整体评价是什么?”我回答:“借用《世说新语》中孙绰评论陆机的话说(此话在钟嵘《诗品》中被引作谢混语),就是‘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承蒙兴膳教授颔首称是。虽然是几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但就我而言,这个评价至今未变。

南朝梁]钟嵘 撰 李子广 评注

2.

16开 平装

978-7-101-12409-5

29.00元

中国诗话传入朝鲜半岛并发生影响,在高丽时代已见痕迹。高丽僧子山注释《十抄诗》,就引用到钟嵘《诗评》、佚名《唐宋诗话》(全称《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张某《汉皋诗话》、阮阅《诗话总龟》等。不仅有单种诗话,也有诗话总集。尽管钟嵘《诗品》较早已传入(此书唐宋史志皆著录为《诗评》,故该书东传应在元代以前。而据林椿写的《次韵李相国知命见赠长句》诗中有“讥评不问痴钟嵘”来看,《诗品》至晚在南宋初期已传入),但对于朝鲜半岛的诗话撰著却影响不大。真正起到样板作用的,是北宋的诗话体。确定为高丽朝的诗话有,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又有旧题李奎报《白云小说》者,乃后人编辑,夹杂了他人议论,不尽可信《白云小说》最早见于洪万宗编《诗话丛林》,据其序文可知,洪氏编集《丛林》时已有此书。其文共三十一则,有六则不见于《东国李相国集》,第十一则和三十一则的部分内容也不见于文集,颇滋疑问。如第一则引《尧山堂外纪》,为明人蒋一葵所撰,时代不相及,柳在泳《白云小说研究》认为乃朝鲜时代人辑入。丁奎福《韩国古典文学的原典批评研究》则推测为洪万宗编纂。从书名就可以发现,这些诗话受到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资闲谈”的著述观念影响颇深,内容也不外如是。崔滋《补闲集序》说,其书内容不外乎“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乃“集琐言为遣闲耳”。至于《破闲集》中引用自作“飞鸟岂补一字脱”句,其典就出自《六一诗话》。影响到后来,朝鲜时代的诗话著作百余种,真以“诗话”命名者不到一半,很多著作的书名中都有一“闲”或“琐”字,如《謏闻琐录》、《遣闲杂录》、《玄湖琐谈》、《闲居漫录》等。然而在对诗话价值的认识上,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看法却有较大差异。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着,又名《诗评》,共三卷。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延祐庚申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行《历代诗话》本。

总体看来,朝鲜半岛文人对诗话多有肯定,对创作实践中读诗话的意义也多有阐扬。……(略)

《二十四诗品·续诗品》:

3.

本身即是一组美丽的写景四言诗

“二十四诗品”即诗歌所生发的二十四种美学境界,每种都用十二句四言诗加以说明,本身也是一组美丽的写景四言诗。《二十四诗品》在诗歌批评中创立了一种特殊的体裁,从中你可以看到四言诗达到怎样的极致。

《二十四诗品》从不低估读者的智商,读《二十四诗品》,你能知道什么叫“人生自有诗意”,才能明白什么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级感觉。因为《二十四诗品》的最大特点,是用诗的语言,为各种诗的风格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和意境,不分析不评判,让读者自己慢慢咀嚼,细细感悟。如论“纤秾”风格:“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如用“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呈现“雄浑”。

至少在唐代的时候,就有大量中国诗学著作涌入日本。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来看,《文心雕龙》和《诗品》固然在目,但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隋唐人的“诗格类”著作,其中有二十多种是中国历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者。市河宽斋《半江暇笔》卷一“《秘府论》”条云:“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散见于载籍者,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皓(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而《文镜秘府论》也就成为日本历代诗话之祖。

《二十四诗品》影响大,享誉海内外。现代学者把《二十四诗品》看作意境诠释的典范。英国汉学家翟理思1901年翻译和论及此书,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946年发表了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翻译和研究》,日本学者写过《二十四诗品举例》《诗品详解》等研究论文。

如果说,朝鲜半岛的诗话观念受宋人影响较大,那么日本的诗话观念则主要受唐人诗格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著述体式而言,诗格在前,诗话在后。但诗话体兴盛之后,诗格的内容往往被诗话吸纳,所以在后来诗格就渐渐被诗话体所覆盖。严格说来,当然是有区别的。诗格的内容主要是讲述诗歌创作的格式、法则,其目的主要是教导初学者。这就决定了其内容难免死板、肤浅,所以常常受到如下批评,或曰“妄立格法”,或曰“浅稚卑鄙”,或曰“一字不通”、“强作解事”。在中国诗学体系中,对这类著述的评价,往往还低于一般的诗话,许学夷贬之云“村学盲师所为”;王夫之则斥为“画地成牢以陷人者”,其作用不啻“引童蒙入荆棘”。而在日本文人的观念中,就不完全是这样。

《二十四诗品》追随者多。历代模仿,续作不断,如袁枚《续诗品》等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反映了《二十四诗品》的持久不衰的精品魅力。《续诗品》与《随园诗话》一样,都是袁枚阐述其“性灵说”的重要文本。

通观日本诗话之作,不难发现两大特点:一是诗格类的内容特别多,于此相联系的,就是第二,为指导初学而作的特别多。像这一类书,如《诗律初学钞》、《初学诗法》、《幼学诗话》,仅仅从标题上就综合了上述特点。而在诸书的序引中,这样的提示就更多了。如原尚贤《刻斥非序》谓其书“以示小子辈”,泷长恺《南郭先生灯下书序》云:“此书之行也,后进之士赖焉。”山田正珍《作诗志彀序》云:“其意在使夫后学不失诗正鹄也。”岩垣明《跋淇园诗话》云:“此书先生特为后进示义方者也。”诸如此类的议论,堪称不绝于书与耳。不仅此类著述宗旨弥漫于诗话之著,而且往往予以肯定的评论。江户时期的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中说:“或曰:‘学诗者须要多看诗话,熟味而深思之可也。’此则古今人所说,不必覼缕。”因为是自古以来的通说,所以要熟读诗话的理由就不必详细罗列,这似乎已经成为一则不证自明的潜在铁律。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8

我们不妨就一本书来作个对比,还是在《橘窗茶话》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记载:……(略)

《二十四诗品·续诗品——中华经典诗话》

总体看来,由于十九世纪末汉文化圈的分崩离析,到二战以后民族文化意识的高涨,从事汉诗写作的人在韩国和日本急剧减少,汉文学地位也大幅下降,因此,诗话的阅读圈已经缩小到专门研究的学者。偶有写作者,如韩国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1972)纯以汉文为之,也只是一种自娱自乐,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唐]司空图 清]袁枚 撰 陈玉兰 评注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9

16开 平装

二、 东亚诗话的文献整理

978-7-101-12537-5

对诗话的整理工作,如果从明代人对诗话的汇编工作开始,可谓由来尚矣。有专收一代者,如杨成玉《诗话》辑宋人诗话十种,周子文《艺薮谈宗》专辑明人诗论。也有不限于一代者,如稽留山樵《古今诗话》即汇编了唐宋元明的论诗之作数十种。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萤雪轩丛书》,开日本学者整理中国诗话之先河。在朝鲜半岛,类似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洪万宗编纂的《诗话丛林》。这里主要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话文献整理略作评述。

31.00元

1.

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继承了道家、玄学家的美学思想,以道家哲学为主要思想,以自然淡远为审美基础谈诗歌风格,将诗的风格细分为二十四种,即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每种诗风皆以十二句四言韵语,通过意象及意象组合,作形象鲜明的意境描绘和风格喻托,其形式整饬划一,让读者在意境的感悟中,体悟诗歌多样化的风格特征和审美特质,并从中领会相应的创作技巧。

《续诗品》乃受《二十四诗品》启发而作。其写作宗旨在补其不足,续其未及,传授诗法,授人以渔。清代袁枚总结创作苦心和艺术经验,提出了《二十四诗品》所未及的创作过程与传达手法,分崇意、精思、博习、相题、选材、用笔、理气、布格、择韵、尚识、振采、结响、取径、知难、葆真、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滓、斋心、矜严、藏拙、神悟、即景、勇改、着我、戒偏、割忍、求友、拔萃、灭迹等三十二则。《续诗品》与《随园诗话》一样,都是袁枚阐述其“性灵说”的重要文本,二者载体虽然不同,在理论上却是一个统一体。

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近年来对诗话整理极为重视,举其代表者,关于宋代有程毅中主编,王秀梅、王景侗、徐俊、冀勤辑录的《宋人诗话外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伯伟编校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辽金元有吴文治主编的《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明代有吴文治主编的《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周维德集校的《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张健辑校的《珍本明诗话五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的《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在编的《全明诗话新编》;齐鲁书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程千帆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其中也包含了多种明清诗话的笺注本。关于清代的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张寅彭选辑、吴忱、杨焄点校的《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在编的《清诗话全编》。关于民国的有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王培军、庄际虹校辑的《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还有校辑一地者,如贾文昭主编的《皖人诗话八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有校辑一人者,如张忠纲编注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有校辑一类者,如王英志主编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至于单本诗话的校注,近年来也颇有成绩。如张寅彭和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蒋寅《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等。中国传统治学以目录学为津梁,近年亦颇有成绩,由于清诗话数量庞大,人们对其总貌如何不得其详,这种状况在近年得到很大的改变,如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知见录》(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张寅彭著《新订清人诗学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蒋寅著《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考述》(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胪列中,就不难看出诗话整理热潮的概貌。如果从出版社着眼,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的业绩尤为突出。

——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本文由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发布于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