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

原标题:郭英德: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京师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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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摘要: 12本文学经典书籍陪伴你春夏秋冬!犹记得读大学时,我的古代文学老师手拿一本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略“跪”门径的谁未听说过这几位学术大牛的名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12本文学经典书籍陪伴你春夏秋冬!犹记得读大学时,我的古代文学老师手拿一本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略“跪”门径的谁未听说过这几位学术大牛的名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台下新生谆谆告诫:“不要读文学史,要读文学作品!”老师身为费振刚先生的弟子,做出如此“欺师”的行径,我等小子自当欣然叛逆。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成了我的古代文学教材。伟大作家的人格和不朽作品的魅力,在心中鲜活起来。我和阮步兵、陶渊明、李义山、曹雪芹交起了朋友。两年之后,方知老师用心良,读了一堆作品,谁不希望在心中给大师序个座次,看看他们在文学天国中各自的位置?于是,除了游国恩版,各种文学史也纷纷读了一通,钱钟书参与的中国社科院版,考研必备的袁行霈版,时发小论的章培恒、骆玉明版,越改越看不下去的刘大杰版。最有趣味的,还是林庚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林庚先生将古代文学史分为四个时代: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而以新文学为新的黎明,大开读者脑洞。让人不时想起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布鲁姆借用维柯的理论,将西方文学史分为四个时代: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并列出他心目中的26位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他说,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关于读书与四季的关系,《幽梦影》说得最经典: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这个书单是关于文学经典的四季阅读,并非撰写文学史,但我煞有介事地搞出一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类文学史模式,一是不愿落《幽梦影》的窠臼(我实在受这本书影响太大了),二是对林庚先生和布鲁姆先生的致敬和戏仿。本书单所列,是自晚周到二十世纪,近两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我最常阅读的12位作家及其作品。木心说:“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在这里,重要的则是他们是否“有趣”。我喜欢庄周这样胡说八道些正经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或是韩愈这样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前者带给人慰藉,后者带给人乐子。身为一个普通读者,在寻慰藉和找乐子之外,我暂不作别的追求。{春◆鸿蒙}庄子当你看多了狗屁文章和马屁文章,面对妙不可言的《庄子》,当有苏东坡之叹:“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对大放狗屁的正人君子,庄子一句“回去歇着吧您哪”,让对方顿时下不来台;对拍马屁上位的暴发老乡,庄子更是痛快讥讽:“你莫非正是那舔菊党?为何得到这么多打赏?去你的吧!(子岂舐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学而优则仕?庄子才“不说这样混帐话”,他只教我们如何避免成为时代牺牲品,如何过上“好生活”。他教我们如何做菜,如何养猴,如何牧马放羊,如何钓鱼斗鸡,如何捕蝉选狗,如何游泳开船,如何驾车,如何种树,如何赏乐,如何画画,如何射箭,如何练剑,如何看相,如何读书。《庄子》是每一个想过好生活的普通人的文化圣经。半部《论语》治天下?回去歇着吧您哪,吾友曰:“一部《庄子》过日子!”

1945年,郭预衡先生(1920-2010)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1884-1955)的助教。随即考上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1880-1971)的研究生,1947年毕业于该校史学研究所。在此期间,郭预衡先生“替余老翻类书,校《世说新语》;从陈老查史源,做考据"。广泛涉猎子部、集部诸书,打下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院校调整后,郭预衡先生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

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郭预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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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陈鼓应先生是庄子和尼采的信徒,他的《庄子今注今译》是大多数读者的首选版本,毋需多言。今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真是业界良心!如果读《庄子》而不懂,推荐张远山先生的《庄子奥义》一书。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楚辞这大概是天下颜值最高、段位最强的祥林嫂。孔老夫子说得对,不学诗无以言。谁说修辞不重要?连窦娥都知道用对偶句这一“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而祥林嫂诉说衷曲翻来覆去就只这“五言绝句”:“我真傻,真的”。“多么痛的领悟”!可惜谁在乎?人生悲剧成了他人笑柄,这都是“不学诗”的缘故。这份感情若用屈原的方式表达,那真是“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两千多字的一篇《离骚》到底说了什么?碎碎念对方如何冷酷、如何无情、如何无理取闹,自己如何委屈、如何清白,如何离家出走,如何用花花草草给自己做新衣服、化妆品(是的,古代就这点好,没有超市信用卡疯狂shopping),还找了一巫婆做心理咨询,最后回到现实,打算不哭不闹只上吊。但你无法不爱他,因为他是那么美。木心先生说得好:“《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你家漂亮媳妇再怎么跟你冷酷无情无理取闹,你可以批评他,但你仍然会爱他。为什么读《离骚》?因为每一个和老公吵架的夜晚你都会成为屈原。因为我们心里还有爱。

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在学术研究方面,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撰著《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历代散文史话》《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简史》《中国散文史长编》等著作,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系列教材,是当代著名的文史学家。

郭预衡作品《中国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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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作为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才、学、识兼长,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自铸伟辞,标炳千秋。

  

中华书局出版《楚辞补注》。另有《屈原集校注》,可资参考。史记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上古的太史公做的是天文学研究,《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之爹司马谈的学问主要来自三门课:天文历法学,象数易学,道家学说。作为世袭的史官,这三门学说是父传子的家庭必修课。司马迁的内心一定极其矛盾痛苦,他出生在一个“不懂几何学的家伙禁止入内”的道术世家,却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强烈的诗人气质。于是小小年纪就改宗儒学,离家出走,到处旅游(你孔老师说了“父母在不远游”)。他老爹怕这“不肖子”断了家学,临死前召他到身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用儒家孝亲之道让他继承老爹的遗志,是为《史记》。他的叛逆心理、诗人气质,使个性鲜明的话语代替了历史的经验总结,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写法,甚至走向。西方由莎士比亚戏剧奠定的文化背景,在中国是由司马迁的《史记》做到的,以至于百代之后的中国人,仍像是从《史记》中走出来的一样。引用一句现代广告语:“在这里,读懂中国。”

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壹

  本报讯 (记者 张弘)2010年8月4日晚,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预衡因病逝世,享年90岁。前日,郭预衡遗体告别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花厅举行,数十位白发弟子送别了恩师。郭预衡著有《中国散文史》三大卷,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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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心:涵泳历史海洋

  学生、友人一起送别

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最好地球人都知道。郭预衡教授遗体告别式举行,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夏◆诗国}杜甫诗想想这个家伙二十多岁时写的诗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此狂傲的年轻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忧郁症患者的?他年轻时也曾跟着“大唐古惑仔”李白大哥混过江湖,然而他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却仿佛比大他十一岁的李白还大十一岁。所以他被称为“老杜”,而李白永远是我们的“小白”。为什么?因为“杜甫很忙”,现代新青年们如是说。余华说鲁迅是他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读中学时,又有几个人受得了语文老师用来折磨我们的“三吏三别”呢?直至我某一天读到《赠卫八处士》,才突然发现这个忙碌的老头子在这个世界上忙着去“看”的到底是什么。读其律诗,才明白他把那份年少轻狂偷偷藏在了何处。“是笔在绝望中开花”,是低沉的“歌诗”让人在痛苦中反抗倒下,即便是牢骚,他的声音也如此雄强浑厚从而给听到的后来者以尊严。

郭预衡先生在《中国散文史·序言》中开宗明义说:

  郭预衡先生从教半个多世纪,弟子近万,他的学生如今不少也年过八旬。在当天的遗体告别式上,一些很少出门,两鬓斑白的学生如邓魁英、林横方、刘忠敏等人都去送别了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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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史·序言》

  与此同时,郭预衡的多位学生、友人、后辈纷纷著文纪念郭预衡。著名学者童庆炳1955年成为郭预衡的学生,当时郭先生给我们讲的多是古典散文。他对自己所讲的内容真正地做到了如数家珍、烂熟于心的地步。特别是讲韩愈和柳宗元的为人和为文,他讲得特别深入,给我们的教益很多,启发很大。由于他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所以我留校任教后,也就很快熟识起来。郭预衡先生为人和治学两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出版。若觉繁琐,可读萧涤非《杜甫诗选注》或张忠纲《杜甫诗选》。韩愈文这个人的头脑是灵活的,强词夺理的功夫能气死所有与他辩论的人,但有时又糊涂得可爱。大概因为那时人们在写文章时太过中规中距,就像现代学术会议职称论文一样枯燥乏味,所以来了这么一个用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话语说些普通常识的人,就像罐装可口可乐,自然大受欢迎。他认为自己用文章接通了孔孟道统,的确,他与孟子很像,都属于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的那种人。木心趣评:“韩愈文章好,他的浅薄的功利主义无时不发乎膏肓间。”他的确也是古文文体的奠定者,古文所能使用的范围和可能表现的形式,他都实践了一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东坡的评语,不算恭维。《进学解》《送穷文》《毛颖传》《获麟解》,奇崛险怪的语言新风格和章法技巧,将人们带入了语言的狂欢。我尤其喜欢看他如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他最不擅长的议论文。

写这部中国散文史,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熊宪光1978年成为郭预衡弟子,他撰文回忆说,郭预衡先生为人为学,求实求真,十余年前,郭先生曾撰《做人和做学问》一文检讨平生,说自己少年时期,有十几年太幼稚;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中年以后,直到如今,又有几十年太糊涂。熊宪光为郭预衡敬献的挽联是,传薪续火撰皇皇巨著,丰碑永在众皆仰;树蕙滋蘭育济济英才,典范长留世共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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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奢望”,实为《中国散文史》撰写的三大旨趣,简明扼要地揭示了郭预衡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

  填文学史研究空白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出版。初读可选韩嘉祥《韩愈散文选集》或童第德《韩愈文选》。李煜词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诗歌写到这种程度,一切赞美都失去意义,只需感受。这可能是这份书单最少“乐子”的一本,但却是最能给人情感以慰藉的书。是流血人写给流泪者的爱的遗书。是失败者的美学的最高成就。

概括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表现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

  郭预衡教授是直隶(今河北)玉田人。1920年11月生,郭预衡1941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受业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刘盼遂、孙楷第、顾随等文史大家,毕业后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同时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国学大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顾随先生曾在日记中对郭预衡有较高评价:日文英文俱有根底,勤学深思,辅大校友中不可多得之才。新中国成立后,郭预衡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出题人就是郭预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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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征引丰富史籍,选录文学作品,搜辑前人评论,以此构成多姿多彩的文学史场景,引导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让读者亲身触摸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在学术研究上,郭预衡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他在散文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素为学界推崇。他以一人之力,花费19年完成了160万字的《中国散文史》三大卷,学界称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此外,他还著有《中国散文史长编》(上、下册)《历代散文史话》等,并与人合编《历代散文选》。除此之外,郭预衡书法造诣很深,并为本报书评周刊科举百年祭专刊题字。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赠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

《南唐二主词校订》,中华书局出版。另有《南唐二主词笺注》,可资参考。{秋◆大成}关汉卿杂剧宋元更迭后,文学史的大事件,莫过于元杂剧兴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汉卿对中国文学主流的决定性影响,不亚于屈原。要说讲故事,还有什么比发生离奇案件,追求漂亮美眉,戏说历史大V更能吸引粉丝眼球的呢?肥皂剧情节到了关汉卿手上就能随随便便拿个奥斯卡金像奖,这位“中国好编剧”在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题材上为后人制造出一个个可资借鉴的范本。我尤爱《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一剧,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赵盼儿搭救小伙伴的大团圆结局,是关汉卿对悲惨世界中芸芸众生的一个祝福:“祷尔于上下神祗”终是幻想,唯有智慧能带给我们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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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预衡先生虽然对“文学史长编”的编撰体例有所非议,但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和掌握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手文献,却殚精竭虑地组织编撰了五大册、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郭预衡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此书“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出版。初读可用《关汉卿选集》。张岱《陶庵梦忆》大部分史书其实都是“政治斗争史”,“成则王侯败则贼”,无论作为哪一方,其个人作为政治风云的置身其中者,政治是他们无可消除的烙印。在对风云的描摹下,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往往被忽略掉了。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城市诗人,以其“文中之乌获、后来之斗杓”的伟力,将最真实的一个普通人生用最梦幻的文笔写出。风云,在诗人的眼里不过是其“上下一白”的远景。张岱之志,本在继踵屈原、司马迁,因“哀郢”而作“史记”(其所著明史体例全仿《史记》)。清兵入关后,张岱一心著史,花去五十年时间,也许正是料定《明史》必将遭到外族统治者删改而想为后世留存一份“心史”,故名之《石匮书》。其小品文成就乃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志在追随司马迁,其文字功底之高,可称一代之雄。不落窠臼,任意挥洒,张岱的《陶庵梦忆》,篇篇都是好文章。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内容简明、资料丰富,从实用的角度看,的确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教师提供了授课的便利,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学习的便利,也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了自学的参考。而从文学史理念来看,此书的真正价值则是藉助于征引详实丰赡的第一手文献,将读者带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在阅读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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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的读者,大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厚厚三大册书中,选录了成百上千篇散文作品,有的是全篇迻录,有的是片段摘录。对于这种撰述体例,郭预衡先生曾有明确的解释。他说:《中国散文史》“注意列举作品,结合作品进行论断”,这样才能便于读者“具体领会”。“在散文史中如果不见散文,而只见一些关于散文的议论,则从这样的“史”中,读者是很难得到“史感”的。因此,我在一些论是中,尽量结合作品实例,务使读者者知我何所据而云然。”

《陶庵梦忆》,中华书局出版。栾保群注本可资参考。曹雪芹《红楼梦》中国之四大小说,应是《水浒》《西游》《金瓶》《红楼》。《水浒》诲盗,故《水浒》之后,我们有了《西游》。作者一直言一反讽。我们可以把《西游》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水浒》的重写,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虚构世界,解决那些令社会不安的问题:从梁山好汉的杀人放火到齐天大圣的惊天动地,胡闹只能在虚构的天宫、西域。《金瓶》诲淫,故《金瓶》之后,我们有了《红楼》。作者一慈悲一谦卑。我们可以把《红楼》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金瓶》的重写,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解决那些令男女不安的问题:从西门庆的沉湎俗世到贾宝玉的悬崖撒手,灵与肉之间,到底相距了多远。自色悟空的传奇总是如梦如寐,诲淫诲盗的故事总是有血有肉。这是“太虚幻境”《西游》《红楼》洁身自爱的地方,也是“地狱变相”《水浒》《金瓶》浮世真实的原因。与《水浒》对人性杀人放火之喜好的描绘相比,《金瓶》对人性热衷钱财美色的刻画更令世人难堪。杀人放火,毕竟只是江湖而已,而钱财美色,则是人生日日之功课,故《金瓶》更让人无法直面。与《西游》对社会交际人情之纠结的反讽相比,《红楼》对人类因爱而互相伤害的揭露更为铭心刻骨。交际人情,毕竟可以逃开去,但亲人因爱而互相伤害,却无法逃避,长夜漫漫,至死方休。如果只选一本,当然是刻骨铭心的半部《红楼》。

《中国散文史》中选录的散文作品,是郭预衡先生在浩瀚的文海中精心择取出来的,并做了简要的评述,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散文生动活泼的历史现场,为读者提供触发“史感”的鲜活媒介。试问,如果删除了这些散文作品,只凭撰史者自说自话,此书岂非只剩下一具骷髅,还能葆有如此诱人的“史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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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是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另一个特点。

中华书局出版启功先生主持的《红楼梦》,是注释极其详尽的版本,值得拥有。蔡义江先生以抄本为底本的校注本,极便初读。《红楼梦脂评汇校本》,是较好的带脂评整理本。李劼先生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精彩而有趣。{冬◆夜歌}王国维:经典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萨缪尔•约翰逊是唯一入选的文学批评家。这位经典批评家的传记都已成为文学经典,只因他光彩夺目的才华能对任何一句脱口而出的话语点铁成金。可惜非英语人口无福享受这份阅读的乐趣。我们时代的经典批评家王国维先生,似乎太过苦大仇深了些,但这份悲苦,能与一切人的苦难相通,与伟大的悲剧相通。其著述精洁显朗,时有胜义,在诗歌、小说、戏剧的批评上,定下了此后百年基调。你也许不同意他的见解,但你难以绕过他的见解——这是关于伟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1963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是“著为功令”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国通用。郭预衡先生在使用这部教材授课的过程中,撰写了《谈谈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秦汉文学”一编》一文,主要阐明如何从“史”的角度来写文学史,强调运用“史笔”,构成“史的体系”。他认为,在文学史中评述作家作品,应该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评论”或“作品赏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郭预衡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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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就不应仅仅限于作品分析的范围,而是应该把一部作品放在全部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看它究竟比前代的作品有了哪些新的成就,新的特点。例如关于《史记》中人物传记的描写,就不能不和前此的《左传》或《战国策》作些比较,从而具体地指出《史记》一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究竟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文学史评述作品,如能从“史”的发展角度落墨。我以为既可以区别于一般的作品评论,又可以更好地指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予读者在一般作品评论中所不能得到的关于史的发展的知识。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人间词话疏证》《宋元戏曲史》,中华书局出版。鲁迅《呐喊》《彷徨》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中国更为真实的缩影。闰土,阿Q,祥林嫂,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你经常在身边,甚至在自己身上,见到他们的鬼影。当然,这听起来不像是好事。在中国,泛政治的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人们的灵魂。除非你“成为”一个中毒者,否则你将永远站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无法靠近他们的心灵。而一旦你成为中毒者,又是否能够自救?鲁迅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一如他曾经告诉我们的:“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小说,是中国人的病历。

着力寻绎历史脉络,注重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这在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中有着大量精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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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典藏对照本《呐喊》《彷徨》,止庵编订,辑录有周作人先生的解说文字,独具匠心。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是我们时代的庄子。张新颖先生说,“《从文自传》是一部文学自传,但是今天回看沈从文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0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既然这段话是说服我读《沈从文全集》的理由,我愿意抄引于此,不赞一词。

例如,分析《国语》写作特征时,郭预衡先生指出其“记事之中,又侧重记载人的言论,从事件中引出教训。这和用于‘教诲’的目的是有关的。《尚书》多训诫,《春秋》寓褒贬,《国语》记教诲,这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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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东汉末年曹操下令求贤、无所顾忌的文章,如《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郭预衡先生说:“由于思想打破了传统,文章也就别具声色。两汉以来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应、引经说教的习气,在这里清除得一干二净了。已经中断了几百年的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在这里又露了头角。”“其放言而无所顾忌,形式之自由随便,也可以说又恢复了先秦诸子文章的这一特征。”

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九讲》是深入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方便之门。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从文的全部作品看作他的“自传”,我尤其愿意向您推荐的,还有《从文家书》与《七色魇》。

论述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章的内涵时,郭预衡先生指出:“(这)是北宋以来,包括苏洵的论政论兵之文的继续和发展……苏洵论兵,主要是考古证今;而弃疾论兵,则从现实情况出发,更切实际,其所达到的深度,又非苏洵可比。宋人论兵之文,从尹洙的《叙燕》《息戍》,到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且有发展的。”

辨析明中期散文家王慎中的审美倾向时,郭预衡先生说:“慎中之为文崇尚曾巩,主要是崇尚他那儒者之文的‘醇’风。这一点与金、元之儒以及明初杨士奇、李东阳等人论文的观点一脉相承。金、元之儒多讲‘韩、欧’,而慎中则与杨、李偏重曾巩。”

解读姚鼐《登泰山记》的写作特色时,郭预衡先生说:“(此文)不似明人之抒写情趣,也不似元人之详记道里,而是随文辨证,意在征实。”“这样的文章,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虽然比不上唐、宋以来某些游记,却是有新的特点的。”

在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这些精彩的作家作品评述,往往上下贯通,独具只眼地寻绎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而构成川流不息的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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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郭预衡先生中国文学史著述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还是发挥自身的史识,重构文学的历史空间。

1962年12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编辑约请郭预衡先生写一篇书评,于是有《从魏晋南北朝一代谈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读文学研究所新编<中国文学史>》一文的发表。在这篇文章里,郭先生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描述时代背景如何写出时代特点,一是评论作家作品如何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家的“全人” 。要之,在文学史著述中凸显“史识”,这是郭预衡先生的自觉追求。

具体而言,郭预衡先生的“史识”,集中表现为擅长于细致入微地解析历朝历代的文学现象,提纲挈领地概括历朝历代的文学特征,独具慧眼地揭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历代散文丛谈·序言》中,郭预衡先生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这些时代特点,在《中国散文史》每一编的《概论》中,扣紧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更为详尽而准确的论述。

例如,谈到唐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先生认为,唐初“由于破格用人,科举取士,士人从政的机会多了,作官的欲望也大了。欲望不得满足,形诸文字,就产生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之文。这类文章,形式虽似六朝,实则不同于六朝,思想情感都是新的。这样的文章,与直言极谏之文虽不同调,却同属唐初治世的文学现象。因为这些作者虽发牢骚,却是出自从政的热衷。这种牢骚,乃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

又如,在《中国散文史》第六编《明代》的《概论》中,郭预衡先生指出:“元季虞集、柳贯、黄溍、吴莱之文,都是‘道从伊洛’‘文擅韩欧’的。明初之文,沿此余绪,固是文章自身的发展,有其承前启后的嬗变规律。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文章恰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和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文教政策分不开的。”那么,朱元璋的文教政策有什么特点呢?郭预衡先生分析道:朱元璋固然“崇尚儒学至为明显”,但不同于“唐太宗优容大臣,宋太祖不杀言事之人”,朱元璋不仅“雄猜好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以文字疑误杀人,”(同上《明初文字之祸》),而且对于文章写作,往往横加干预。在朱元璋政令指引之下,明初作家如宋濂、王袆等人,“秉笔写作,自然而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其波澜意度,也自然更加步趋前辈儒者”。

郭预衡先生指出:“从一个作家的新的贡献和特异之点来论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这是鲁迅的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而这也是郭预衡先生卓越的史识的一个方面。他在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往往“循其上下而省之”,“傍行而观之”(郑玄《诗谱序》),在纵横交错的历史维度中,确定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以此体现文学史家的独特“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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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于1982年4月的《“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韩文异议》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认为,宋人推崇韩愈文章,认为《原道》《行难》《禹问》《争臣论》等论说文章,乃“诸子以来所未有“。其实不然,如《原道》,尊孔孟,排异端,但思想高度“并未超过一千年前的孟轲。道仁义,辟邪说,都和孟轲如出一辙。不同者,孟轲所排者‘杨墨’,韩愈所排者‘佛老’而已,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新的创造”。而且,韩愈有的政论文章在理论上还自相矛盾。因此,韩愈为文,尽管有时剑拔弩张,但在理论上至少是不够严密的。这是因为他本来不是思想家,而仅仅是宋人所谓的‘工于文字者‘“。至于宋人认为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赠序”之类,如苏轼。但是这类文字大多“架空议论”。“铺陈过当,理不胜辞”。郭预衡先生推翻前人之说后,特别标举韩愈的“谀墓之文”和“游戏之文”,认为这两类文章是“韩愈散文的主要成就”。他认为:“‘谀墓’乃是撰写墓志的古今通例,自从蔡邕以来就是如此。一般说来,凡遇家属为死者求铭,作者总不能不多说好话。古人写墓志,正如今人写悼词,多说好话,乃是不可避免的。今人尚且如此,哪能苛责古人?”韩愈的墓志铭,“不仅是精彩的叙事文章,而且是传神的人物传记”。如《柳子厚墓志铭》《李元宾墓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皆是如此。至于韩愈的“游戏之文”,则以《毛颖传》为最,“所有叙述,都是和毛笔双关的话。其中没有一点取自真人真事,但使人读了,又无一处不酷似真人真事…….叙人事是真实的,说毛笔也是贴切的。其逼真的程度,简直令人忘为寓言,而以为实有”。《毛颖传》的意义在于“痛切地有感于人材不尽其用”,“其典型意义是相当深广的”。因此,这样的文章,是“更高于真人真事的传奇作品、以至传记文学“。

郭预衡先生还擅长于论作家而顾及“全人”。如《再论李清照》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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