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

原标题:你为什么要浪费最好的年华读哲学?|单读

关于哲学的一种常见理解方式根植于剧场隐喻。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也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巴丢对于《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巴丢这一态度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事实上,即便以巴丢的标准看,《哲学研究》一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当代西方哲学构成严峻挑战。

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我至今仍在四处宣称,当年选择报考哲学系,不是因为高中政治学的好,而是因为我在高一时读过的两本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这显然有自我吹嘘的成分——读过并不意味着读完或者读懂。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当时能淘到这两本书简直就是个奇迹:想想看,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浙西南小镇上,新华书店里除了《新华字典》就是《今古传奇》,究竟是哪位英明神武的图书采购员果断地把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放进购书篮里,从省城杭州千里迢迢带回到仍在流行陈汝佳的小镇?

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在人文领域日渐式微的年代,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发现和帮助青年创作者,去年资助出版的《哲学系》就是一次小小的尝试。这本书从青年创作者的视角出发,对当代哲学家如陈嘉映、赵汀阳、周濂,以及当代诗人如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进行了采访。希望能通过它,重新唤醒年轻人对于哲学和诗歌的兴趣。

哲学家;维特根;数学;形而上学;旁观者;剧场;柏拉图;行动;演员;哲学研究

1991年,我负笈北上读哲学,在我的兵器谱里,除了半通不通的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既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何许人,更没有听说过陆九渊、王阳明或者冯友兰。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很像刘松仁和梁朝伟早年间出演的《新仙鹤神针》:一对点苍派师徒前去参加武林盟主大会,两个人合骑一匹瘦马,哆哆嗦嗦举着一面破旗,立在尘土飞扬的练武场上,身边呼啸而过的全是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鲜衣怒马、旌旗猎猎……

单读选取了《哲学系》主编李子俊对哲学家陈嘉映的访问。在这场访问中,他们一起探讨了哲学在大学课堂里作为一门专业弊大于利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哲学的普遍误解。本文为节选,查看章节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关于哲学的一种常见理解方式根植于剧场隐喻。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活动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品质,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的地位较高,他们如果表现良好,就能展示出某种卓越品质。三种人之中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通常认为,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在根本的意义上,哲学家所追求的是认知意义上的真。

我刚入哲学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完全找不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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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形象除了求知者外,还有牛虻、禁欲主义者、狂狷之士等群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反哲学”在肯定的意义上指对于某种不能抹销的、超越的、大写的,只能通过从自命真理的哲学那里主动抽减出来才能把捉的意义之信仰。反哲学家们在提出神秘元素之后便止步不前,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保持克制甚至完全地无为,才有望达至它。不仅如此,反哲学家们依据神秘元素对于结构的异质性和超越性而禁止人用某种结构框架去接近和把捉它们。

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凭着从小练就的童子功,我连滚带爬地记住了万物的“本原”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气,有时候是火、土、气、水四元素,再往后,除了“本原”,越来越多的超级概念开始出现:“存在”、“真理”、“实体”、“经验”、“正义”……它们就像UFO在我的脑子里以布朗运动的方式四处流窜,我既看不清它们的运行轨迹,更不知道它们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让我很难不从困惑发展成沮丧,从沮丧进化成怨恨。

陈嘉映: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也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处于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的正统地位。巴丢对于《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巴丢这一态度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事实上,即便以巴丢的标准看,《哲学研究》一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当代西方哲学构成严峻挑战。

奥门新萄京83855com:我的秘密书架,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就这样恍恍惚惚、懵懵懵懂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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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其中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一观念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开来,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如此一来,哲学家亦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地扮演着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

“我们有一种幻觉,……试图抓住语言的无可与之相比的本质。……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

李子俊(以下简称李):我在哲学系有个感慨,就是这么多人在弄哲学,却无处可见一个哲学家的样本。这个“物种”好像都消失了。

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制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传统哲学所坚持的立场也就成立,即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

陈嘉映(以下简称陈):这个说来话长。有时候讲清楚还挺困难的,当然跟你讲会容易许多。我的有些想法是和我的另外一些想法连着的。我就讲其中的一个想法吧:我认为希腊哲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做完了,后边的哲学就不再属于它的发展。我认为哲学的本身在那里。

在这种意义上,为了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进行批判就在所难免。维特根斯坦深信,“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因此,他用“日常语言哲学”作为对真理进行致命追寻的替代(而这种追寻是哲学的特权)。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如此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从而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说法让我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它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超级概念在成为超级概念之前都有过最为卑微和日常的用法,既不必将它们过度的神话,也不必因为暂时不得其门而入而恼羞成怒,对待它们的正确做法是,将它们放回到各自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里,还它们一个最亲切和最本真的面目。此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掌握或者使用这些超级概念,就必须要把它们拉回到属于你的“粗糙的地面”上,哲学思考必须要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发生关联。

从那之后,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哲学就进入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环境,一般哲学史的观念有点太连续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这么说,在中世纪,总是以哲学和神学的关系在谈哲学,而在近代,则总是以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在谈哲学。也许有“哲学”这么个名号,就导致了挺多的误解,也许用三个甚至四个不同的词儿来说,兴许还好一点呢。

巴丢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不仅如此,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清,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其实是十分危险的。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表现,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过度强调是一条容易走向危险的歧路。

维特根斯坦在斟酌《哲学研究》献词的时候,曾经考虑过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里的一句台词:“我将教会你们差异!”把思考尽力维持在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差异性之中,这是我所推崇的思想风格。《哲学研究》是第一本真正引领我进入哲学世界的书籍,它塑造了我思考哲学的基本姿态和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警示是:不滥用超级概念,以及少做甚至不做宏大叙事。

李:您方才讲的是传统流变导致的误解,而就我有限的经验来说,当下的误解也极深重。譬如说网络词汇,更新迭代得特别快,也愈发粗鄙,这我不担心,因为它一茬一茬永远在变,在面临淘汰,谁也没当真。我担心的是:从我父辈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哲学上”的口头语,竟丝毫没变。好比一个人说“这事儿要辩证地看”,我们知道他多半是要开始和稀泥了;一个人说“客观地讲”,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客观,他的用法近于“平心而论”;一个人说“存在即合理”,我们猜他一定是不耐烦了,想结束一段争论。这种口语上反映出的误读,您怎么看?

(作者单位:成都文理学院)

1996年,我去上陈嘉映老师的哲学课,开头几节虽然不至于找不着北,但着实有些不知所措。陈嘉映的讲课风格迥异于其他老师,他从不照本宣科,不从大词到大词,最讨厌学生引经据典、用各种“主义”来为哲学分类,最喜欢对日常的概念做最细致入微的辨析,很多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听懂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但却又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好在陈嘉映分析的概念都是“大”与“小”、“事实”与“事情”这一类的日常用语,这让我可以大着胆子地参与到课堂讨论。慢慢的我意识到,他其实是在引领我们具体地操练维特根斯坦的基本立场——把哲学思考拉回到“粗糙的地面”上。陈嘉映的很多文章都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感人、关切、艺术》、《不可还原的像》、《真理掌握我们》等等,我尤其钟爱《从感觉开始》这篇文章,记得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确要从感觉开始。要是对所讨论的没有感觉,说来说去不都成了耳旁风?”

陈:对!本来这个问题就够麻烦的了,比如希腊和近代西方的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究竟有怎样的传承与逆反关系,等等。中国又多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甚至我们上一代开始,有一个“全民学哲学”的运动。由于在一个意识形态国家,这个运动还并非是完全偶然的,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就使问题特别麻烦起来。你刚才举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大家会讲什么“辩证”啊,“唯物唯心”啊,“客观主观”啊这些词儿,完全是在一个相当歪曲、极为肤浅的意义上使用,可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在谈哲学了。

作者简介

同样是在1996年,我读到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处注脚,完全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每一段话都是典型的赵氏风格:用词简单质朴,论述单刀直入,问题角度出人意表。赵汀阳是一个取书名的高手,后来的《人之常情》、《一个及所有问题》一直到最近《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每一个书名都让人回味无穷。赵汀阳还是一个制造问题的高手,“存在就是去做事”、“无立场批判”、“综合文本”、“天下体系”,每一个论题都引来争议无数。作为一个天生在想法上和说法上不安分守己的思想者,赵汀阳在学术界里历来褒贬不一,但是对我来说,赵汀阳的魅力在于,他始终能够用最炫的方式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这种创造力至今仍让我赞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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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文倩 工作单位:

相比赵汀阳在思想上的自由不羁,慈继伟简直就是另一个极端,《正义的两面》在形式上是一本中规中矩的纯学术著作,里面大量地援引了各种正义理论,上至康德、休谟下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穿梭在规矩林立的理论丛林里,慈继伟却始终保持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慈继伟并非维特根斯坦的粉丝,但是同样展现出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正义的两面》,在我看来这是目前为止汉语哲学界中最为优秀的政治哲学专著。

李:维特根斯坦有句话是“语词必须被重新清洗”,您觉得这些误用有被再次清洗的可能吗?

很难一言以蔽之地总结他们对我的影响,好的哲学家从不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他用作品本身去“演示”(demonstrate)他的方法论,而好的读者就像是古时候拜师学艺的学徒工,你需要做的是在字里行间细细揣摩作者的论证技巧与运思风格。

陈:不太可能。我在《说理》中有一章,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专门讲论理词的。大致意思是说,论理词就没什么用法。比如说像“辩证法”这个词,很难说它有什么用法,甚至像“正义”这些词,也几乎是没有用法的,因此很难在实际的语言中再重新磨洗。

大约一个月前,有一个学生写信问我:“当自由和平等发生矛盾的时候,哪个是更重要的价值?”我告诉他,这么抽象地谈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首先你要确定“equality of what”(什么样的平等),以及“freedom of what”(什么样的自由),然后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否则就还只是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追问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伪哲学问题。专业化思考哲学问题的表征之一就是,在给定条件的前提下,问一个有所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用最抽象的术语去追问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做哲学思考。

李:论理词那一章我还没读到,回去后补这一课。关于哲学的学科现状,譬如方才那几位青年哲学教师,他们有研究中哲的,有搞分析哲学的,有搞现象学的,诸如此类。当要对话时,他们会直接说“我们不在一个话语系统”,因而也很少有交锋,各玩各的。

在我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专业化思考哲学问题的典范。几乎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上,我都会给学生转述罗尔斯的一段话:“原著是务必为人所知、所尊重的东西,……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物比我要聪明的多。如果他们不比我聪明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时间和同学们的时间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也发现了它,并且确信他们已经对它作了处理。那么,他们在那里处理它们的呢?我考查他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不愿意向这些榜样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做太容易,而且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

陈:本来呢,如你所知,哲学本身是一个母体或整体,它分出很多枝杈来。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如前所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哲学,那些直接阅读哲学文本,从哲学本身进入的人,可能一开始就是读分析哲学的、读现象学的,他一开始可能就面对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如果你能突破重重障碍,有朝一日,尚有可能从学术迈进思想,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哲学从业者,会停留在他进入哲学的那个特殊路径上。

我相信罗尔斯的这个断言同样适用于罗尔斯本人。剑桥大学的教授奥诺拉˙奥尼尔曾经在一篇辩护文章中说过一句很不谦虚的说:“罗尔斯再一次想到了批评者的前头。”当然,想在批评者的前头,并不意味着能够成功地回应每一个批评者,而只是说罗尔斯对于正义及其相关的所有问题有过通盘的考察,并对于每一种可能的批评都做出过自己的解释。《正义论》绝非无可指摘,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三言两语就能驳倒罗尔斯,并因此自鸣得意雀跃不已,那我只能对他表示遗憾,因为“那样做太容易,而且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

李:也就是没法贯通。

初看起来,《正义论》和《哲学研究》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但世界就是这么的奇妙,维特根斯坦的学生马尔康姆正是罗尔斯的大学启蒙老师,这让我一直深信罗尔斯在最根本的精神气质上与维特根斯坦有着非常隐秘的关联——真正的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教会我们差异。

陈:对,变得跟别的路径的人难以交流,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思想问题。

不过仅仅认识到差异性仍然不构成全面的理解。按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而所谓理解,就是在看到差异的同时又“看到联系”。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圆明园里的“黄花阵”,这是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迷宫,我曾先后去走过三五回,每一次我都比别人更快地走出迷宫,不是因为我更加聪明,而是因为我的个子高,所以我可以探出迷宫的围墙看清楚哪一条是死路哪一条是活路。

李:所以您也当然拒绝把您定位成一个“搞西哲的”人。

思想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思想的高墙上,我们才可能看清楚那些沟壑,明白哪里是死路哪里是活路。

陈:当然,当然。

李: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专访,您谈到您目前的状态可用四个字形容:老有所安。现在还是这个心境吗?

陈:不是了。我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虽然也干了点活儿,但由于各种情况吧,没法像我在国内一样那么集中地阅读和思考。结果觉得,挺沮丧的。发现我这个“老安”呢,可能就得“安”在干活儿上,用老话说就是劳碌命,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这回我算看清楚了。但是著书不一定。

李:他生下来,他工作,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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